此外，还有另一个（支持以色列的）简明原因，那便是，美国无法（为盟友）“包办一切”。我们必须自我拷问，我们想从以色列那里获得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想从我们所有的盟友那里获得什么？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一群高度依赖我们、没有我们就一事无成的附庸，还是在美国发挥引领作用的情况下，有能力自主推动国家利益且能有所建树的真正盟友？因此，我对我们当下乌克兰政策的首要批判是，这一政策没有战略终点，不会产生任何对我们国家有益处的最终结果。

我的第二大批判是，我们在一直在对欧洲人给予持续补贴，但他们却毫无作为。欧洲国家没有承担起自身应尽的职责，特别是在武器供应这一方面，他们一边高喊“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击败普京”，另一边又在国内推行去工业化。倘若我们的德国朋友真的认为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战胜俄罗斯，那就请不要以荒谬的绿色能源政策为名，继续削弱本国工业。但我其实认为美国政府——至少当前执政的华盛顿领导层，极其乐见欧洲人完全依赖我们的局面。但这并非真正的联盟，这些国家也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盟友，而是沦为了美国的附庸国——我们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

就此而言，我认为当下存在一个切实的机会，能够确保以色列成为一个能够自主追求利益的、名副其实的盟友，他们的利益有时不会与美国完全一致，但这种情况是完全合理的，起码他们能够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要想在以色列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将《亚伯拉罕协议》与击败哈马斯相结合，从而使以色列和逊尼派国家能够作为抵御伊朗的地区制衡力量发挥效用。我再强调一遍，我们不希望看到一场范围更广的地区战争。

我们并不想被卷入一场地区战争，最优方法是确保以色列和逊尼派国家能够切实维护当地安全。如此一来，我们便能减少在中东消耗的时间与资源，把更多精力投向东亚。正如我们期望欧洲盟友能够做好工作，以使我们能够专注于东亚一般，我们对以色列和中东逊尼派国家也抱有同样的期望。我们希望更多地关注东亚，因此盟友需承担更多地区安全职责，然而，他们目前还无法做到这一点。除非击败哈马斯，不然以色列就无法承担更多责任。这便是我们应该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军事能力的原因之一。

坦率而言，有人认为我的观点存在谬误，因为哈马斯的意识形态力量是难以彻底磨灭的，这种说法有道理。的确，伊斯兰激进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无法被消灭，试图在中东建立民主也是愚蠢之举，但击败作为功能性军事组织的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ISIS）是可以做到的。除非以色列击败哈马斯组织，并与逊尼派国家构建真正意义上的联盟，否则《亚伯拉罕协议》就无法真正启动，美国也无法从中东抽身。

在我看来，以上所述应被作为美国中东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美国应区别对待以色列、乌克兰的原因。或许在座的诸位并不同意这一观点，我很愿意就此进行探讨，但总之，以上所言基本上就是我对这些问题的见解。我们应当如何将注意力集中于东亚？如何让美国中产阶级的道德直觉积极影响我们的外交政策，而非去做一些诸如“将民主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之类的疯狂行径？这些是我对这些特定冲突的思考，以及我所秉持的原则和应用这些原则的方式。

第二点是，除非国内经济保持强劲态势，否则无法支撑起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我无意复述或你们许多人听过的论点，但请诸位听好，我们当初允许中国在美国中产阶级的支持下成功构建起其自己国内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助推了中国超级工业经济的崛起。令人抓狂的是，即便到了2024年，那些自由贸易者依然从未承认过这一点，当美国政府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做出助力中国工业经济建设的决定时，决策者对此举将损害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的负面影响心知肚明。

回顾他们在七八十年代的政策表述，当时他们就曾明确表示这将损害美国的中产阶级，将致使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众多钢铁、汽车工人失业，但他们却说这是“值得的”，因为这将促使中国变成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这种怪异的自负心理再次展露无遗。倘若你们去问问那些我所代表的来自内陆地区的普通美国民众，问问他们到底更关心中国是不是民主国家，还是更关心维持社区生计的就业机会，我们都清楚答案会是什么，对吧？

美国街头失去工作的流浪汉（资料图）

但当下的情况是，直至今日，中国依旧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在我看来，这与美国推行对中产阶级有利的外交政策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我们不能自力更生，不能生产我们自身所需的药品、弹药以及日常生活所依赖的各种零部件，那么我们永远无法在这个国家建立我们所期望的中产阶级。特朗普政府的前贸易代表鲍勃·莱特希泽（Bob Lighthizer）——顺带一提，我希望他未来能够担任财政部长、商务部长之类的职务。那么莱特希泽就曾举过一个很有名的例子，而我本人在硅谷也有过亲身经历，就是如果打开一部iPhone，它仍会显示“设计于加利福尼亚”，对吧？它的确是设计于加利福尼亚，但却是在其他地方制造的。那么它是在哪里制造的呢？是在深圳。

在过去二十年间，我们学到的一件事是，随着某一经济体在制造方面越来越精通，其设计与技术开发的能力也将相应地提升。西方人总是荒唐地认为，制造与技术创新可以完全割裂开来，而如今，中国正迅速提升芯片自主制造的能力，上述想法的荒谬之处显而易见。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够如此擅长制造和芯片技术？那是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允许他们制造iPhone等诸如此类的产品。虽说这是疯狂至极的，但如今的局面也是早可预见的，而我们现在必须着手应对这一情况。

如果按照“是否支持与中国开战”以及“是否支持让中国制造我们所需的一切”两个标准制作一个四象限图，新保守主义对待中国的方式是所有可能方案中最为愚蠢的一个，他们既想让中国制造美国所需的一切产品，又想着要与中国开战。就我个人而言，我坚定地属于不想与中国开战的阵营，但与此同时，我也希望我们国家能自主生产更多自身所需的物品。

在2024年美国国内围绕中国的讨论中，令我深感忧虑的是新保守主义者在借用了我们中的许多人近十年来一直在谈论的论点，摇身一变成为真正的“对华鹰派”，但却仍然希望让中国为我们制造一切所需。这是所有可能选项中最为愚蠢的一个。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我着实不想与一个为我们制造所有抗生素的国家开战。所以，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或许应该稍微刹刹车，但是，女士们、先生们，如果我们仍未意识到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最重要驱动力源自我们国内，那么，新保守主义的图景就是我们将要走向的道路。

如果我们重建起一定程度的工业实力，我们的敌人就不太可能挑起冲突。如果我们有那种工业实力，即使敌人挑起冲突，我们所受的伤害也会降低。如果我们有那种工业实力，即使完全不考虑我们在外交领域的作为，我们的祖国也会更加健康和幸福。所以，我再次重申，这并不是我对外交政策的所有看法，但我希望能向您们说明我对其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思考方式，同时我也想鼓励您们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首先，我们不能将道德维度完全从外交政策中剔除，但我们所追求道德，应该是我国人民所崇尚的道德。其次，海外力量投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实则是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内制造经济。最后，目前政府高层在上述事宜中的观点完全碎片化，他们彼此对乌克兰及以色列的看法互不兼容。

昨天，我与以色列政府的一名代表会面，恕我不便透露机密，但有一件事我在许多新闻报道和其他地方都看到过相关暗示，那就是在2023年1月，拜登政府曾迫使以色列清空弹药库全部送往乌克兰，如此看来，你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延长加沙战争是为了延长乌克兰战争。所以，如果非要在这一点上争论到底，那就是必须接受这么一个现实——我们需要做出权衡、有所取舍。美国无法制造出足够的武器来支持世界四个不同地方的四场不同战争。我们做不到，部分源于我那些来自两党的同事在过去40年里所做的决定，但这就是我们当下所处的现实境况，也意味着我们必须进行抉择。

我们必须明确哪些利益对我们而言最为重要，也必须竭力将外交力量转移到这些特定的事项上。在我看来，这是未来三四十年的多极化世界里最为关键的一点。中国的工业优势并不是在十年之间一举构建的，即使我们希望在十年内瓦解他们的这一优势，我们也必须得承认，中国的工业力量将会长期存在。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究竟该如何是好？我再次强调，在多极化世界中，我们期望以色列、逊尼派国家以及欧洲能够管控他们所处地区的基本局势，所以我们才能够更多地将注意力投向东亚。然而，如果不愿做出取舍，上述目标就无法达成。

在这个城市，我每天都能目睹领导层在各种选项之间优柔寡断。大约六个月前，我在参议院的共和党同事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炮弹的数量是有限的，我们无法完全满足（中国）台湾、以色列和乌克兰的需求 ，向它们提供充足的武器，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排序取舍。

有人曾指责我，说我的这套计算根本没有意义。然而昨天，一名以色列政府代表却告诉我，我的计算完全正确。实际上，正是由于缺乏权衡，才导致加沙战争的持续，这极大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制定对中产阶级有利的外交政策，或许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得认识到这个国家的每个中产阶级家庭都明白的一个常识，那就是我们的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必须进行权衡取舍，我们必须专注于真正关键的事务。

谢谢大家，愿上帝保佑你们。

（翻译：曾楚瑶、胡可怡、张润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