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鄂州 Z村案例来看，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尤其是相对弱势的农民的命根子，因为相对弱势的农民缺少在城市谋取收入的机会。土地对农民有五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农业生产收入是留守农村的农民最基本的收入来源；第二重意义是，农民可以在土地上获得种蔬菜、养鸡鸭以及捞鱼摸虾的副业收入；第三重意义是，宅基地和住房为农民提供了安身之所；第四重意义是，土地和住房为可能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了退路；第五重意义是，与土地结合起来，让农民成为劳动者，劳动最光荣，有了劳动就有了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价值。

第二，国家为农民提供的基本保障很重要，包括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保险等，这些基本保障水平比较低，却为农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底线收入，每一分钱对农民都十分重要。

第三，农村务工机会也很重要。包括以工代赈在内的项目可以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收入机会。

相对来讲，农村消费是比较低的。一方面，农村存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农户的生活基本需要通过在土地上劳动就解决了；另一方面，农村熟人社会的娱乐、住房都几乎是不要钱的，或无成本的。 

Z村的情况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在村庄中以较低的消费可以获得较高水平的福利。从收入看，缺少进城机会而留守农村的相对弱势的农民收入不高，若在城市生活，这些收入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而在农村，这些收入却可能保证农民相对不低的生活品质。

之所以很多农村的留守老年人将自己身体仍然健康、可以进行农业生产的老年生活称为人生“第二春”，就是因为他们父母已去世，子女也已成家，人生任务已经完成，留守农村只要自己养活自己、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有生产能力，生活上很安逸，与子女保持一定的距离，使自己可以更加自由自在。

显然，农民留守农村的收入机会是远远少于城市的。问题在于，留守农村的农民往往正是缺少进城机会的相对弱势的农民。城市机会向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人开放。也就是说，农民留守农村并非单纯因为乡愁，或要在农村追求高于城市的生活品质，而是因为他们缺少在城市获利的机会，留守农村也就是次优选择。

资料图：贺雪峰团队在湖北某村调研时所摄的乡村实景

之所以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留守农村能成为次优选择，除了农村具有与土地结合起来获得收入的机会以外，很关键的一点是国家为城乡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尤其重要的是在道路、电力、供水、村庄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为农民提供了生产生活便利。农业机械化则使农业生产不再是重体力劳动，老年人也可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基本公共服务中特别重要的一项是基本农田水利建设。Z村刘湾有50亩水田抛荒，之前卢姓农户流转耕种，因为水利条件太差，十年九旱，没办法种，就抛荒了。如果水利有保障，100亩水田可以为农户每年提供10万元收入，这样的收入水平就可以为农村留住一户青壮年夫妻，或产生一户我们所说的“中农”。

同时，农村留守农民显然不是要追求高于城市生活的品质，也不可能靠远低于城市收入的有限收入来获得高于城市品质的生活。搞农村环境整治时标准太高，按景点标准打造农村，甚至不允许农民养猪，非得将农民存放杂物的杂物间拆掉，这都是误会了当前中国农村的发展阶段和农民的实际需求。

当前，中国城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发展差距，其中之一就表现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从收入来讲，农民收入中，除了被统计的农业收入以外，还有很多收入未被统计，比如在就业市场上的临时务工收入、捞鱼摸虾的副业收入、自给自足的家庭经营收入等。

从消费来讲，农村市场化程度相对比较低，农民住自己房子不要钱、娱乐不用钱，消费相对受到限制。农户家庭有限的收入可以支持农民在农村过得下去，却难以支持农民在城市立足；或者说，在城市让一家人过不下去的家庭收入，到了农村却能让一家人过得不错。

城乡差距大，具有必然性

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202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64%。按一般估算，未来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75%甚至更高。

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量人财物资源聚集到有限的城市中，形成人口、经济和科技的聚集。城市是现代产业的主要依托。从某种意义上说，沿海地区乡村工业化，使得沿海地区农村已变成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内在组成部分，就是说，虽然从体制上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农村仍然是农村建制，但实际上其已变成城市内在组成部分。相对来讲，当前中西部农村已很难再兴办工业，农村产业基本只能依托于农业。

如果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农村算作城市的内在组成部分的话，则当前中国经济总量的90%都集中在面积十分有限的城市土地上面。正是经济在城市的聚集，以及人口在城市的聚集，使城市具有远高于农村的生产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较农村有更高的使用效率。

因此，由国家财政投入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必然是城市优于农村，原因无他，就是投入城市可以有更高的使用效率及发挥更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面必然会存在差距。

但同时，国家明确要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保障城乡居民的基本权利。

国家财政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为农村提供更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虽然在一段时期内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使用效率不高，甚至有浪费的嫌疑，但是其因为国家经济发展而逐渐能够惠及所有人。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爬坡阶段，还不可能为农村全面提供很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之间的差距仍然是可见的。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城乡间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差距仍将存在。

比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更重要也更基本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为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只有有限的农业收入，且农村人口众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很显著。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际上是扩大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城市经济比重越来越大有关。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当前中国仍然有将近 5亿农村人口，农业产值却只占 GDP的7%左右，农村二、三产业份额也越来越少，城市成为中国经济的绝对重心所在。

随着二、三产业进城，以及城市经济占比越来越大，农民自然而然进城获取二、三产业获利机会。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18%，2021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突破64%,44年间城市化率提高了4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农民进城了，在城市从事二、三产业，常年在城市生活，甚至在城市买房，他们虽然身份上可能还是农民，户籍仍然在农村，甚至在农村还有承包地，却已是地地道道的城市居民了，已被统计为城市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率由18%上升到超过64%，很大程度上源于农民持续不断地进城。

农民进城有两种略有差异的进城形态。第一种是作为劳动力进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在农村找不到充分的就业机会，于是进城务工经商，成为城市常住人口，他们的收入当然也应当算作城市居民收入。第二种是农民全家进城。随着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逐步积累了可以在城市安居的经济实力，他们就全家进城了，其中部分农户已将户籍从农村迁入城市，成为户籍与实际生活都在城市的城市居民。也有部分全家进城的农户保留了农村户籍以及农村土地承包权。

当前，中国仍然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就是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庭正在快速进城变成城市居民。留守农村的主要有两部分人，一是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和农户，二是在农村找到了获利机会从而不需要进城的农民和农户，后者我们称之为“中农”。

农村“中农”是指不离开农村即可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农户家庭，典型如通过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来提高农业收入，从而可以在保持家庭结构完整又不离村的条件下获得可观的家庭收入。一户种100～200亩耕地，年收入就可能达到10万元，这种收入水平就可以保证较高质量的农村生活。农村“中农”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正是只占农村人口大概10%的“中农”与绝大多数老年留守人口，构成了当前中国农村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

农村“中农”的数量增长来自大量农户进城。越多农户进城去了，就让渡出越多之前的农村获利机会，不愿或不能进城的农村青壮年夫妇就越是有机会获得这些获利机会。以中国有 19亿亩耕地为例，按一户“中农”的适度经营规模为 200亩算，19亿亩耕地可以承载约 1 000万户“中农”的需求。现在的问题是，仍然有大量进城农民兼营农业，且留守农村的老年人仍然要与土地结合起来，从土地上获得收入与生命意义。因此，当前青壮年农民和农户家庭进城，他们让渡出来农村获利机会，这对于留守农村的农民是有利的。

因此，农村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即：一方面，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和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农户的进城，农村留下的是相对弱势的农民和农户，这必然造成农村居民收入相对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农户家庭进城，留守农村的农民和农户家庭才有了更多在农村的获利机会。

无论如何，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青壮年农民进城和具有经济优势条件的农户进城，而缺少进城能力的老年人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农户家庭留守农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必然会越拉越大，只不过这种收入差距拉大并非全是坏事，因为正是相对强势的农民和农户家庭进城，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和农户家庭提供了更多从农村获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