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城乡发展不均衡是亟待破解的难题。乡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可能追上城市吗？劳动力持续进城，这对农村留守人口而言是带来更多发展机遇，还是可能被城市进一步拉大“经济鸿沟”？“城乡差距”与“城乡差异”两个概念有何区别，这种区别又将导向怎样的乡村建设新思路？

2026 年1月，乡村问题学者、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发布新书《大国小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拆解城市化背景下乡村发展的现实逻辑，对城乡发展不均的问题展开了系统的调研分析，并依托城乡差异的现状，为城乡高水平均衡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新乡土》，原文节选自专著《大国小农：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

贺雪峰是社会学、人类学领域中“华中乡土派”的代表性学者

【文/贺雪峰】

影响共同富裕的“三大差距”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从目前情形来看，影响共同富裕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城乡差距；二是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区域差距，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三是因为占有资本、职业机会等不同所产生的阶层差距。

三大差距中，城乡差距似乎占据更为关键的位置。区域差距可以理解为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相对于中西部以农业为主地区的差距，或者说，东西之间的区域差距本质上是城乡差距。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大部分已经实现工业化，虽然体制上仍然是农村，绝大多数农民却已不再主要从事农业而是主要从事二、三产业；即使是尚未实现工业化的东部地区农村，也因为处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有优越的市场区位及市场机会，从而拥有完全不同于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的优越条件。

也就是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实际上已成为城市内在有机组成部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是高度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与欠发达的、有着大量传统农业的中西部地区的差距，本质上是城乡差距。

阶层差距首先是职业收入差距。从事农业的农民是收入最低的阶层，当前中国低收入群体中的最大多数是农民，增收最困难的也是农民，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是几十年来中央一号文件不变的主题。

因此，国家推出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差距成为国家政策目标的重中之重。共同富裕的前提是提高农民收入，大幅度缩小城乡差距。

问题是，我们得对城乡差距有切实的理解，而不能盲目地，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讨论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及推进乡村振兴。

Z村的启示

2022年暑假，笔者到湖北鄂州Z村调研，访谈 Z村11组组长刘勇林。 

Z村是鄂州市一个普通农村，全村1 500人，在村庄常住的只有大约300人，且以老年人和儿童为主，年轻人都进城去了。刘勇林所在11组位于一个村湾，叫作刘湾。全湾48人，13户，都姓刘，目前常住村庄的只有5户8人，均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中有三对夫妻和两位单身老年人。两位单身老年人，一位为76岁的妇女，种植2亩水稻，并且自己种菜，身体好，子女都在城市工作（打工），家庭经济条件好。另一位为69岁的男性，身体也不错，也种田，因为唯一的女儿出嫁了，所以被评为低保户，每月有300多元低保金。

三对夫妻，一对为60多岁的夫妻，主要在当地做木工，年收入10多万元，算是小老板，生活条件与生活质量都不错。儿子在外务工，还未成家，父母当木工为儿子攒钱。

还有一对夫妻就是组长刘勇林夫妻。刘勇林70岁，夫妻身体都很健康。访问刘勇林的上午，他刚捕了3斤多鳝鱼，卖了110元。他每年在春夏季节的晚上下鳝鱼笼，第二天收笼，每天都可以捕3～4斤黄鳝，1斤30多元，每天就有100多元收入。他说每天早上“现过现”数钱的感觉真好啊。

刘勇林除每年捕鳝鱼可以赚1万多元以外，还种了6亩水稻，养了10多只鸡、20多只鸭，没有养猪（因为不准养）；妻子打理菜园，做家务。刘勇林负责村里两条道路的清扫工作，每天要清扫2～3小时，一年有1.4万元的报酬。他还是村合作社常务理事，一年有大概5 000元的收入。他作为村民组长，每年有300元的收入。夫妻两个，每人每月有120元的养老金，一年有近3000元。有时候，刘勇林还在附近务点工。一年下来收入有3万多元，足够开支了。

刘勇林有七个子女，六个女儿，一个儿子，每年六个女儿都会给刘勇林夫妻1万多元现金，其中一个女儿专门负责为刘勇林提供白酒。刘勇林不要儿子的钱，反过来每年都会资助儿子一家。

刘勇林每天要喝点酒、抽一包20元的香烟；每周到镇上打一天麻将，从早上八点打到下午五点，打一天麻将给老板50元，老板管午餐，输赢最多几十元，主要是和本村人打。刘勇林平时不用买蔬菜，也不用买大米、鸡蛋，主要是买鱼肉。每年参加村里人情往来要花几千元。一年下来，刘勇林夫妻可以存1万多元，不算缺钱花。如果他们不再能赚钱，就需要靠子女来养了。

刘勇林儿子在县城买房和打工，家庭条件一般。2003年孙子出生以后，刘勇林夫妻到县城帮儿子带孙子 10年，2013年回村后就不愿再进城去了。他说，还是回到农村生活舒服，想做事就做事、想玩就玩，“多舒服哦”。问他想不想孙子。他说，孙子都20岁了，有什么想的，打个电话就行了。刘湾的父母都要进城帮儿子带孙子，等到孙子10岁左右就再回到农村。Z村也是如此，也许整个鄂州乃至中国农村的多数地方都是如此。刘勇林认为，将来他儿子、媳妇老了，肯定也是要回到农村养老的。

湖北鄂州乡村一角 社交媒体

所以，尽管全湾13户有12户已在城市买房，却只有一户农村的房子没有翻修。每年春节，全湾人就都回到农村来住了。

刘湾有100亩水田、20亩旱地，现在有50亩水田抛荒了，留村几位老年人种了30多亩，没有租金。因为土地不好种，之前租种本湾土地的外湾卢姓农户不愿再租种，就出现了抛荒的情况。抛荒的主要原因是农田基本水利设施长期得不到维护。

刘湾有3户贫困户，也是低保户。一户就是前面说的只有一个出嫁女儿的留守单身男性老年人。还有一户即为组长刘勇林的儿子，原因是儿媳妇患有精神病（不严重）。第三户为40多岁的夫妻，带两个上学的小孩在市里租房打工、上学，经济条件相对比较差，其主要优惠是子女上学可以获得国家补贴。

刘湾每年山地出租可以获得大概2000元租金，主要用于清明节和6月6日晒族谱时的集体聚餐。

青壮年都进城了，城乡收入差距还能缩小吗？

鄂州农村距离武汉、鄂州、黄石等大中城市都不远，农民有较多到大中城市就业的机会，所以，我们调研的鄂州Z村，人口空心化程度远超全国平均水平。Z村1500人，只有大约300人留村，留守人口只占到全部户籍人口的20%，刘湾留守人口则只占约17%（8/48），且全部为老年人。

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青壮年及家庭条件好的农户率先进城，留守农村的往往是相对弱势且缺乏进城能力的农民和农户，且往往越是弱势农民和农户越是要依托农村。即使子女在城市有体面收入和住房，老年父母一般也不愿与子女一起住在城市，因为与子女同住“不自在且不自由”，回到农村自己家中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身体健康，回到农村家中的老年人就能开启人生“第二春”。

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主要收入来源为城市的二、三产业，原因很简单，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7%左右，而当前农村户籍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仅靠农业收入，农村户籍人口的收入就太低了。当然，农村并非只有农业。沿海地区乡村工业化，农村也有部分二、三产业收入。更重要的是，农村绝大多数劳动力已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城市二、三产业收入，且农户家庭收入中来自二、三产业的工资性收入早已超过农业经营性收入。

现在第一个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是，应当如何计算农民收入。核心问题是，那些已全家进城甚至已在城市买房安居却仍然保留了农村户籍的农户家庭的收入，是算作农民收入还是市民收入，是算作农村收入还是城市收入？进城务工农民的收入是算作农户家庭收入还是城市家庭收入？按居住地统计城市人口，是否同样按居住地来计算城乡收入差距？若按居住地来计算城乡收入差距，则农村青壮年农民和相对优势的农户家庭都已进城，留守农村的主要是相对弱势的农民和农户家庭，这样来统计城乡收入差距，难道还有可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

也许，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办法就是让城市精英下乡而让农村弱势群体进城，很多学者和政策部门官员就是这样主张的。问题是，这样的对策即使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又真的对农民好吗？尤其是真的对弱势的农民好吗？

从农民生命历程上讲，他们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子女成家后，他们到城市为子女带孙子；孙子上学了，他们不愿在城市的子女家中居住，而愿意回到村庄，开启自由自在的人生“第二春”。到目前为止，农民最主要的实践都是不愿与进城子女一起在城市生活，而是回到村庄与土地结合在一起生活。

鄂州农民有着强烈的退养意识，Z村几乎所有进城农户仍然保留了农村住房，进城年轻人都有年老后仍然退回农村养老的意愿，从而保留了农村退路。进城农民为自己留条后路，说明农民对自己的处境有清晰的认识。正是农民对自己处境的这种清晰认识，使中国在遭遇经济周期瓶颈或其他特殊困难时，部分人可以退回村庄，从而缓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遭遇到的任何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