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华载，大国复兴。

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节点上，回顾过去，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体，都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奋斗不懈的道路，其中点滴，值得我们在70周年重新回味。

为此，观察者网推出“70周年·爱上中国”系列报道，专访海外归来学者，通过讲述个人故事和思想转变轨迹，从个体人生历程出发，重新还原和讲述新中国故事。

本文专访旅美回国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寒竹。上世纪80年代末，寒竹老师在美国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研究。2011年在香港注册成立中国力研究中心、尚道社会研究所，著有《中国道路的历史基因》、合著《中国力》，在《求是》、《红旗文稿》等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论文和专栏评论数百篇。

【采访/观察者网 小婷】

观察者网：您是哪一年出国的，当时中国国内的状况如何？为什么要选择出国？

寒竹：我是1989年10月到美国的，当时大概35岁左右，出国前在四川师范大学讲授西方哲学，我在那个时候写过一些关于英国哲学和德国哲学的学术论文。至于为什么要去美国，这既跟当时中国的发展有关，也跟我当时研究的专业方向有关。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学习、与国际接轨，这里讲的“国际”，主要也就是指西方世界。但是，西方只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称，西方内部各国的发展模式是有很大差异的，比如美国与欧洲的差异就很大。学习西方，学习什么样的西方？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谈到的西方，是指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是一个包含着差异的总称。今天的西方文明实际上由两个基本板块构成，一个是英美体系，一个是欧陆体系，前者常常被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集团，比如现在的五眼联盟；后者是以法德为轴心的欧陆国家。造成这种差异除了近代以来的地缘政治原因外，哲学和思维方式不同是主要根源。换言之，英美国家与欧陆国家在思维方式和哲学理念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一直在做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的比较研究，希望找到英美国家和欧陆国家的不同发展模式、不同政治行为在哲学思维方式上的根源。

此外，我在研究美国的政治哲学时又发现，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共和党与民主两党，其实也是有着不同的思想渊源，跟哲学有相当的关系。尽管美国是主要继承了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但美国从独立战争起，就受到法国的普世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美国的自由派、民主党在思想上受欧陆的普世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很大。所以，简单把美国的政治文化看成是英国政治文化的延续是不准确的。我当时希望通过对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治行为的分析，探究它们不同的思想传统。

我当时去美国，主要就是希望研究美国的两党政治、研究美国保守主义与自由派的思想渊源。在联系美国学校时，我把研究的专业改成了政治哲学。我想了解美国的政治生态，比较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他们的哲学分歧、政治分歧在哪里？我们对美国政治的理解有哪些误区？

通常，按照西方的标准，民主党偏左，自由派偏左，共和党偏右，保守派偏右。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对左和右的理解跟美国的理解有很大差异。美国偏右的政客很可能对中国带有种族色彩，对中华文明带有敌意；而偏左的政客则希望用西方普世价值来改变中国，说的直接一点就是在中国引发“颜色革命”。包括中国今天跟美国的博弈，也是面临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不同的对华政策，很难说哪一个更友好。尤其要避免的是，一看到美国有人批评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就认为有利于中国，其实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责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很难有效打击中国，他们是要另辟途径打压中国。中国人要客观看待美国国内这些不同的声音，要有整体观。

就我本人而言，在哲学上比较倾向于经验主义，不太喜欢唯理主义，也不太看好西方的自由派或者唯理主义的普世情怀，觉得这是一个空想主义的乌托邦。我个人一直坚持认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提出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大转折，说明中国开始抛弃教条主义而朝经验主义的方向走，这是当时中国的历史需要。

寒竹、文扬合著，《中国力》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年，对于如何进行改革，当时的思想界争论也很大。我在《中国力》这本书中曾谈到这么一件事：

1984年我在华师大时，学校请了北大哲学系负责人朱德生教授来演讲。他当时在演讲中批评中国的改革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引起了与会者很大共鸣，他的一句话“我们不能总是摸着石头过河”，引起了会场热烈的掌声。我当时对这个现象深有感触。我觉得这种现象反映出中国知识界许多人的思维方式已经落后于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的实干家。我同时也感到忧虑，觉得中国的思想界一些人进入了一个误区：很多学者不认可邓小平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改革。他们认为改革应当是理论优先而不是实践优先，是政治优先而不是经济优先。西方自由派的思想观念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对中国是很危险的。

我认为不管怎样探索改革的路径，中国首先需要的是稳定，而先经济改革，并且把政治改革的内容放到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来实现是最为稳妥、最合理的。中国如果像苏联那样根据一个普世理论的框架，先系统地进行政治改革，希望完成政治改革后再来进行经济改革，这是本末倒置，必然酿成重大灾难。我自己在思想上一直比较偏保守，不太喜欢自由派或者激进的“休克疗法”这类东西，我认为对中国来讲，需要的是稳定，是发展。

同时我认为，当中国从前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和社会结构中走出来时，经济与政治本身就无法切割，经济改革会不可避免地包含政治改革。我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每一步都包含了政治改革，因为在之前政治和经济本来就是高度融为一体的。比如像人民公社、国营企业，既是经济单位，也是一级国家政权。后来取消人民公社、进行政企分开，看起来是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结构的变革。再比如社会的流动性，如果没有国家对流动人口政策的改革，劳动力就没法流动。所以，允许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改革。有人讲邓小平只改了经济，不改政治，是没有道理的，也没有说服力。相反，离开了经济发展的纯粹政治改革风险极大，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乱子。

观察者网：出国之后，带给您最大的震撼是什么？从国内外比较的角度，您认为中国当时和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在哪里？

寒竹：可能我的看法和很多人都不一样，很多人到了西方感到很震撼，觉得西方很先进，中国很落后。我当时并没有这个感觉，这也许跟我到的第一个地方是纽约市有很大关系。坦率地说，我对美国的第一印象非常负面，觉得美国很复杂，也不看好美国。我当时去的是纽约大学，在纽约市中心，但当时的纽约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

在我去之前的上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全国各个城市都很衰败，大量的有钱人都逃离城市了，市区空荡荡的。等到我80年代末去的时候，虽然老布什政府也在逐渐恢复城市，但远远没有恢复起来，城市体验非常糟糕。所以我对纽约的第一印象非常之差。虽然说出机场后高速公路上车水马龙，但是路面到处是坑，颠簸不平。纽约高速公路的路面极差是一个长期现象，到今天仍然如此。纽约市的高大建筑很多，但城市管理水平我认为并不如当时中国。比如城市安全，在1989年、1990年，一般人晚上是不敢去曼哈顿中心的。曼哈顿在8大道以西，天一黑妓女就站在大街上，42街都是红灯区，很烂很破，什么人都有。而且卫生非常之差，垃圾满街。虽然看起来经济很繁荣，但这个社会给人的感觉就是很不安全，很破败，远远没有中国的北京、上海这么安详、和谐。

上世纪70年代纽约街头

美国带给我的第二个负面的震撼是，贫富悬殊实在太大，富人区和穷人区非常典型，中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美国有很多区你是不敢进去的，走进去了可能就不能出来，或者被抢劫，或者被杀掉。而且不是一个地方很危险，而是很多地区，晚上就更没人敢去。

与美国贫富悬殊相适应的是美国社会的等级化。在去美国之前，我跟很多人一样，都以为没有等级观念是美国的根本特征。西方学界一直讲，美国作为一个没有封建传统的新国家，没有像老欧洲那样的等级观念。但到了美国后看到事实让我很失望。在这里我谈谈自己的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