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刊”是学术界对“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的俗称。该体系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创建，因其被广泛运用于高校学科评估、职称评定、博士毕业等核心环节，C刊发表数量在实践中演变成了衡量学者科研能力的“硬通货”，深刻影响着学术资源的分配与学者的职业发展轨迹。

C刊建立的初衷是构建一套适用于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评价标准，然而，“唯C刊论”的单一评价导向，却引发了学术界多年来的广泛批评与深切忧虑。不少人认为，C刊是造成学术圈恶性竞争的源头——学术官僚化、评价单一化，催生灰色产业链与种种学术不端，俨然已成为制约学术生态健康发展的“顽疾”......

面对重重弊病，一个激烈的提议是：是否应该取消C刊？

毫无疑问，不少人是相当鼓吹这一观点的。但也有人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废除这把刀”，而在于如何“善用这把刀”，当前C刊评价体系仍然有维系的必要。

尽管国家层面已推行“破五唯”改革以期纠偏，但在职称评定等决定学者命运的关键环节，C刊论文的地位依然稳固，改革如何立新始终是一个问题。

面对“唯C刊论”的重重困境与“破五唯”改革的现实瓶颈，究竟路在何方？对此，观察者网连线了两位高校工作者，听听他们对于“破五唯”以及“唯C刊论”的看法。

对话内容不代表网站立场，欢迎各位读者参考。

【对话/观察者网 穆越】

观察者网：想向您了解一下，一般而言发表一篇C刊论文通常需要投入多少时间成本？您觉得这个可以量化吗？

对话人A：一般来说，如果从自己动手写一篇论文开始算，写得快的话，可能两三个月能完成初稿，这已经算是非常顺利的情况了。但之后还要投稿，经历审稿和反复修改的过程，即便一切顺利，从投稿到最终见刊，至少也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具体来说，投稿后要经过外审，审稿意见返回后需要修改，修改完再提交，期刊可能还会请专家复核修改情况，判断是否还需要进一步调整。确认无误后，才进入排版流程，整个过程中反复沟通和修改的时间相当长。

观察者网：当前，在“唯C刊”评价导向的影响下，大量投稿集中涌向C刊，而C刊版面有限，导致许多文章难以被录用，只能转而投向其他期刊，同时也造成C刊自身的录用率极低。这种过度依赖C刊的评价体系，已引发一系列问题，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对话人A：过去一篇C刊论文可能要求1.2万字，后来逐渐提高到1.5万字，再到2万字，现在有的期刊甚至要求2.5万字左右。由于每期版面基本固定，字数的增加意味着每期能刊登的论文数量在减少。而另一方面，每年都有新的博士生毕业进入学术界，大家的发表需求持续增长。

这样下来，每个月所有C刊能发表的论文总数其实比过去更少，竞争自然非常激烈。而新期刊要进入核心期刊目录又非常困难，存在一种“叠加效应”：已经是核心的期刊，会因为更多人阅读和引用而影响力更大；非核心期刊则越来越难被关注，形成某种恶性循环。

目前学术圈当中，“看刊不看文”的现象是存在的——大家更关心论文发在哪个期刊，而不是具体研究内容或主题，比如选题是否“安全”、是否“宏大”。

图源：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观察者网：结合您长时间以来的观察，在平时的工作中，您觉得中央提出“破五唯”后，相关问题是否有比较明显的改观？或者是哪些不足？

对话人A：就我目前的观察来看，如果指每年的绩效考核，那么“破五唯”其实是在持续推进的，而且进展还比较明显。比如我现在所在的单位，年终考核是采用计分制的，很多工作都可以折算成分数，例如发表的论文、撰写的报告等等，有些单位甚至允许用内部研究成果来参评职称，还专门设立了相应的科研评审通道。但问题是，年终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的标准还是有差异的——评职称时，多数情况下还是只看论文。

所以我觉得绩效考核的压力并不太大。主要问题在于职称评定——很多绩效考核中认可的内容，在评职称时却用不上。职称评定的门槛更高，要求也更严格。

目前职称评定基本上仍以核心期刊论文为主。由于政策研究的工作节奏快、内容碎片化，与撰写学术论文所需的长时间专注和完整逻辑构建有所不同。长期从事政策写作，不仅精力分散，写作方式和思维模式也可能受到影响，导致一些学者尽管在专业领域很有建树，职称却未能顺利晋升，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

观察者网：所以在职称评定方面，还是存在唯论文论的情况？

对话人A：是的，确实如此。绩效考核要求的工作内容和评职称要求的工作内容并不一致，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为了完成绩效考核，可能就没有足够时间去写论文。

作为一个政策圈的智库学者可能经常需要撰写很多政策报告，这些报告当然非常重要，但在评职称时却用不上。除非是级别特别高的报告，或许可以折算为一篇论文，但除此之外，仍然需要发表论文。

但需要肯定的是，据我所知，一些学校会开辟一些特殊通道，比如一篇高质量报告折算的分数甚至可能超过一篇核心期刊论文。

观察者网：如果职称评定的评价体系仍然以论文为核心，是否会导致大家对论文以外的成果失去信心？

对话人A：确实存在这样的可能。就我的感受而言，政策报告当然也重要，但比如在我刚工作时，接受的学术训练主要是写论文，可单位却非常重视政策报告，经常安排撰写。而写政策报告不一定能立即获得反馈或成绩，这就形成了一种两难。

我先后在学校和智库两类不同性质的单位工作，感觉在学校里，学术论文是主业，政策报告是可选加分项，这反而给老师提供了更多元的考核途径，这是好的方面。但在智库，主要工作就是写报告，精力投入也更多，可考核时却仍要求论文，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冲突。

所以，我总结下来主要有两重“脱轨”：第一，是年度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要求之间的脱轨——绩效考核日趋多元，是好事，但职称评定仍偏重论文；第二，不同单位需要根据自身定位来权衡各类成果的比重，但目前这种对应关系还不够清晰。

个人感觉，中央提出“破五唯”之后，在立新标方面进展确实有限，因为要找到一个能适配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研究类型的评价标准确实很难。虽然论文导向有其问题，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相对可量化的评判方式——目前似乎还没有明显更好的替代方案。有些在领域内做得好的老师，可能会得到更多约稿机会，这本身也是一种认可。不过目前能获得期刊主动约稿的，大多还是已有一定地位的学者。

观察者网：您认为该如何推动评价体系更加多元化？

对话人A：既然老师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发挥作用，那么在最终评价时——包括职称评定和年终考核——都应该有所体现。年终绩效在这方面已经有所尝试，如果职称评定也能跟进，情况可能会更好。比如译作和专著，即使分值低一些，但只要做了，就应该被认可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