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意大利创新局局长、欧盟委员会顾问弗朗西斯卡·布里亚教授受邀参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战略对话”，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全球化新动能”，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展开深度交流。本次对话聚焦于中国发展道路、全球技术竞争、中欧合作前景等核心议题，为理解当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提供了富有启发的视角。

王文：非常欢迎各位再次关注“明德战略对话”，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明德战略对话”是中国高校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沟通中国和国际战略学术界。在过去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明德战略对话”已经邀请了30-40位来自欧洲、美国、俄罗斯，包括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很多学者、政要来到这个平台里讲述他们的看法。

今天，我倍感荣幸地邀请到兼具美貌与智慧的弗朗西斯卡·布里亚（Francesca Bria）教授。她不仅是意大利的知名教授，更肩负着诸多社会与公众事务的重任。她现任意大利创新局局长，同时也是欧盟主席冯德莱恩的顾问。

对我来讲，我最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是，她已经13年没有来中国了，上一次是2012年，这一次我们和“明德战略对话”另外一些成员朝夕相处，去了上海、浙江，现在又回到北京，有了很长时间的沟通和交流。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相比12年前你来中国，觉得中国最重要的改变，和你此次五天中国行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弗朗西斯卡·布里亚：非常感谢，很高兴能够出席本次对话。

12年前我刚刚来到中国的时候，还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自己的博士学位，后来我是在清华大学做一些研究，还去过上海博览会。所以，有幸看到了当时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中国在科技领域开展的合作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一次，我格外珍视针对政策问题展开此次对话的宝贵机会，共同探讨未来前景。由于我们的对话往往聚焦于技术创新、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以及与之相伴的诸多重大挑战，无论是绿色转型、气候变化，还是平等问题，尤其是当前不平等现象日益泛化，我们更需在全球层面与中国携手合作，确保这些技术的进步能够切实服务于民、惠及于民。

所以，我也非常高兴能够看到，中国不断地在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基础之上传承过去，并且主动开放地拥抱未来，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在持续地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不仅关注于改善人民的福祉和生活，也着眼于未来。到目前，我已经拜访了很多企业和高校，此次整体体验非常有趣，也充满积极意义。

王文：您谈了中国的一些变化和您的感受。其实过去12年，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和世界关系的变化，使中国开始主动参与到全球治理和创新的进程，这在我看来非常重要。12年前您在中国学习，现在成为重要的欧洲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这两个身份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中国崛起和与世界交流的进程中，我们也发现出现了很多的误解。在您看来，最大误解出现在哪里？

弗朗西斯卡·布里亚：在这期间，全球治理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最开始世界的秩序是基于多边建制、自由贸易等等，还有大家比较公认和接受的治理规则，但很多人认为，现在这个系统并不是非常行之有效。

在欧洲，我们自己也经历一个过程，让我们逐渐了解，一方面是全球化带来的获益，另一方面是全球化的消极影响。由此可见，这个进步是有“涓滴效应”的，也就是随着全球化技术不断发展，带来生产扩大、贸易扩大，我们可以不断实现经济增长和个人财富的增长。过去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但现在我们看到这和现实不符，会发现虽然经济增长了，但很多工人却失业了，当前，欧洲产业界所面临的竞争问题亟待解决；另一方面，欧洲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变得更加突出，财富差距变大，工人就业出现问题；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消极的影响，所以，之前人们达成的共识现在也遭遇了阻力。

现在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全球性重大问题，还需要考虑平衡经济发展、人民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中欧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难题，实际上是由所谓的“碎片化”现象引发的。具体来说，就是美国在处理全球经济事务时采取的是一种对抗性态度，而这种态度也导致了一些变化，比如在欧洲，我们已经看到了民粹主义的崛起，政治极化现象的出现，很多人也搞不清楚在未来应该采取什么治理模式。

从我的视角来看，我已深入参与技术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关注其全球发展态势。此前，我从未目睹过如此集中的权力，或是极少数公司掌控新技术及其相关基础设施的现象。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甚至危及各国主权，并破坏了诸多平衡。当前，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更有效地治理这场技术革命。

一方面，欧洲对外部的依赖性极高；另一方面，在安全和技术创新方面，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也极为显著。这无疑为我们带来了一定的脆弱性。例如，当前许多欧洲经济体属于出口外向型经济，能源依赖度极高，主要依赖从俄罗斯进口。此外，关键矿产、关键性产业以及稀土资源也高度依赖中国。随着俄乌局势和巴以形势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局势的恶化。因此，我认为，中欧关系可能面临更多压力，合作性降低。另一方面，关于未来国际合作应遵循何种规则，目前尚无明确共识。

当然，我们非常希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从我个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发展脱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等技术，注重产业政策和长期规划，这对欧洲来讲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方法，让彼此能够相互学习并从彼此的模式中获益。不要遮掩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共同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信任彼此，建立更多的关系。所以，在这方面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改进。

王文：很多生产方式的不一样、生活方式的不一样，产生了一些误解或相互理解方面的困难与障碍，我都能理解。但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您如何看，就是中国学者认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包括欧洲对中国“去风险化”的担心，根本原因是西方国家并不接受中国的崛起，不希望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崛起，更重要的是不接受一个和自己制度完全不一样的国家崛起，这时候就产生了这些冲突。您是怎样看待这些观点的？

弗朗西斯卡·布里亚：我认为，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更加多极化的、多样化的未来视角。我可以讲一下自己的观点，绝大多数欧洲市民认为多样性是一种价值，在教育系统、经济中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中都可以观察到多样化。当然，我们对很多事情有不同的方法。有些国家出现了民粹主义以及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这些都会影响或阻碍我们对多样化重要性的理解。

我认为，多样化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价值的，这种鸿沟不应该出现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相反，我们应该努力确保诸如中国在能源转型和技术革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能帮助更多人比如全球南方摆脱贫困，并帮助绝大多数人口提高生活质量和水平。我想，这是中国所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欧洲，我们与来自拉丁美洲的伙伴并肩工作，与非洲国家携手努力，并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奋斗，以更深入地理解亚洲。因此，这种合作不仅限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也涵盖了许多较小的国家，旨在增进彼此的了解。我们始终处于学习之中，尤其是在我所从事的领域内，诸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以及巴西和非洲各国，都在提供各具特色的模式和范式。我认为，理解不同事物运作方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最终，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取得实质性的进步，推动文化向前发展，而非相互对立。在保护彼此独立和自主权的同时，也要维护各自的文化和制度。

欧洲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我是意大利人，我们已经习惯于进行长线思考，这一点很重要，在文明中我们也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是说某一种文明就比其他文明更加优先，更加高尚，这一点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