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国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多重手段控制全球南方数字基础设施，扼杀全球南方自主发展数字技术与AI创新的潜力的现状，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加强本土能力建设，同时通过多边合作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8月初，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全球南方学术论坛主办的“全球南方主权AI与数字主权研讨会”上，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加纳、马来西亚等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学者及技术专家围绕这些问题，共同探讨数字主权领域的核心议题，为构建全球南方数字治理新秩序提供实践路径。

本文为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MGIMO）世界政治系教授埃琳娜·季诺维耶娃的发言内容。

【文/ 埃琳娜·季诺维耶娃】

我想在更广泛的背景下介绍数字主权，因为在俄罗斯，我们主要将数字主权与技术主权，以及数字国际关系联系起来。在俄罗斯的学术和外交政策传统中，数字领域和数字技术受到高度保护。我们惯用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在我们的学术传统中，数字技术和技术发展被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要素，就像核技术在20世纪对国际政策、安全和国家发展至关重要一样。

现在我们相信，人工智能和更广泛的数字技术，包括新经济技术，对于21世纪一个国家的主权、发展和安全至关重要。首先，我想从俄罗斯学术界提出的主权定义开始，因为在之前的讲座中，我很惊讶地发现，主权和流动领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在俄罗斯，我们将主权分为两部分。当我们说到内部主权时，首先是对领土的控制，然后是对领空的控制，现在则是对数字空间的控制，因为在俄罗斯，我们不喜欢"网络空间"这个词，认为它来源自西方学术届，更多地是指一个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无国界空间。我们更愿意用信息空间这个词来称呼，我们相信在信息空间中存在着有边界的数字现实。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控制应用程序、基础设施和数据来控制其信息边界，因为数据是与电力、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一样至关重要的资源。正如现在，锂等矿物已成为国家的一笔财富。

这就是内部主权，国家通过控制应用程序、基础设施和数据，确保在内部空间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至高无上和自主权。拥有着悠久外交传统的俄罗斯认为，内部主权应由外部主权补充——我们的国际关系和数字国际关系是主体间的。为了促进内部主权，我们需要在多边论坛、双边关系中，以及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平台上，向世界表达我们对数字主权和人工智能主权的构想，建立主权适用于数字空间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共识。

这是抵制外国数字法规域外适用的方式，正如在巴西案例中提到的，美国试图将其当地法律适用于巴西公民的数据。GDPR（注：全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由欧盟在2018年出台）则是域外主权适用的另一个例子。为了抵制这种外国数字法规的域外适用，全球南方应该对什么是数字主权达成共识。

CDPR推出五年后，活动人士、专家和一些国家监管机构开始对低效的系统感到沮丧，大量案件堆积，布鲁塞尔不得不对此进行修正

总而言之，俄罗斯对数字主权的态度，展示了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步骤——在数字领域建立自主权和自力更生，同时推动以国家为中心的互联网治理和监管模式。然而，数字主权和数字空间并不是无源之水，它们存在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和技术背景中。首先，这是一个后全球化的时代。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已经走向终结——实际上，他现在不相信历史会终结，但所有这些关于网络乌托邦主义的想法都走进了死胡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后全球化时代，多极世界秩序是它的特征。在数字空间中，我们也支持多极世界秩序，包括不同的权力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脱钩和技术自给自足就显得至关重要。

如果我们在数字主权的背景下谈论全球驱动力，新冠大流行则向我们展示了数字技术的重要性。我自己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数字技术。实际上，我亲眼目睹了这个过程，当时有人持有这样的观点：你不会死于数字鸿沟，你会死于饥饿——研究数字国际关系并不那么重要，你必须研究农业或石油管制等重要课题。然而，新冠大流行向我们证明，时下，如果没有数字技术，你将无法获得全球教育，无法获得信息，你的科学技术将无法得到充分发展。

因此，现在这种加速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来自西方的技术制裁。经济限制，特别是对俄罗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限制，加强了我们在数字领域需要自力更生的意识。正在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人工智能、神经形态计算、第五次工业革命——创造了新的前沿。但这不应该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场所，而应该是全球南方和整个世界共同发展之所在，是国际合作的新空间。

全球研发力度在全球南方和北方都得到了加强，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在我看来，这揭示了一个事实：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关系中拥有发言权，如果它想成为主权国家，那么它就需要主权教育、主权研究和主权技术，特别是数据控制。

现在人工智能是最重要的技术，正在经历指数级增长。围绕人工智能，确实存在一些炒作，就像所有技术一样——我们有种对它过度吹捧的倾向。然而，即使是现在，我们也能看到许多职业和行业正在发生着变化。这是我们的第五次工业革命。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说我们正在见证第四次工业革命，尽管我认为这有些吹嘘过头了。但当我们参观金砖国家人工智能中心时，我们看到了能帮助搬运重物的新型外骨骼，看到了能下国际象棋和围棋的机器人，看到了能报道新闻的数字人记者。眼前发生的一切使我相信，这正在改变人机协作的方式。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和执行董事长克劳斯·马丁·施瓦布 金融时报

我们正在见证神经形态计算新时代的兴起，新技术的出现让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我们大脑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技术被引入人工智能领域来提高效率，同时也被引入了机器人领域。目前，这些技术主要应用于医疗，且由于成本高昂无法在大众市场上普及，但根据专家们的预测，五年后会有不一样的局面。

报告强调，如果没有建立技术能力的专项政策，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数字经济中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对俄罗斯来说，这凸显了对国内技术能力进行战略投资的重要性。重要的是，数字主权并非独立主权——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和其他技术密切相关。所以这不仅仅是数字主权，我们需要在更广泛的技术主权背景下去理解，因为它可以赋能许多其他技术的发展。

然而，这里还存在数字鸿沟和技术获取的问题。全球技术能力的不均衡分布凸显了结构性挑战。技术不仅关乎创新和教育——它还是经济和军事政策中的整体状态，因为许多技术实际上军民两用。它们不仅用于商业用途，还经常用于军事用途。有这么几个例子，给出了充分解释——例如，乌克兰冲突诠释了卫星技术的重要性，因为没有现代卫星技术，混合战争就无法有效进行。

对俄罗斯来说，实现有意义的数字主权，需要在技术自给自足和战略整合到替代技术生态系统之间取得平衡——与中国、新兴经济体、东盟、拉丁美洲、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的合作。俄罗斯作为技术大国的地位，以及我们从苏联延续下来并正在发展的强大技术基础，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编程领域，塑造了我们实现数字主权的方式。这种方式结合了国内能力建设（内部主权）和战略国际伙伴关系，特别是与全球南方的伙伴关系。

国内数字主权的政治基础——为什么它对俄罗斯如此重要。首先是地缘政治：在克里米亚危机和西方制裁之后，特别是在技术部门，俄罗斯不得不采取强硬立场来抵制西方的技术主导地位。其次是国家安全：一些非常重要的战略文件——信息安全主义、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技术独立和自给自足作为信息对抗和数字国际关系时代的战略要务。不仅是安全，还有经济发展。数字主权使俄罗斯能够保护其经济免受外部冲击，发展IT产业，特别是编程，控制作为关键资源的数据，并在全球市场上创造竞争优势。

举个例子，现在俄罗斯是编程领域的数字主权输出国。如果中国是平台领域的数字主权输出国，那么我们就是网络安全或信息安全编程领域的数字主权输出国，如卡巴斯基（反病毒软件）和其他供应商。他们出售的是信息安全编程能力，且并不会将你的数据传给西方国家进行分析。这就是俄罗斯在全球市场上的一个优势。

卡巴斯基病毒实验室

国内数字主权有四个支柱。首先，是数据本地化——法律明文规定俄罗斯公民的数据必须被储存在位于俄罗斯境内的服务器上。许多西方国家的公司，比如Facebook就拒绝遵守这一法律。另一个是基础设施控制——开发能够在必要时独立于全球网络运行的自主互联网基础设施，因为我们已经亲历过几次断网，乌克兰向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发出请求，将俄罗斯从全球互联网上隔绝开。美国对此表示拒绝，但他们考虑了这样做的可能性。这是一次关于边界和互联网控制的非常严酷的政治觉醒。

硬件和软件自主是另一个优先事项——在关键领域推动国内技术替代国外技术，特别是在编程方面（硬件更困难）。还有监管机构——我们需要通过立法和执法来管理俄罗斯领土内的数字活动。这种监管应该基于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考量，而不是简单地从欧盟和美国复制粘贴。

说到法律和监管政策框架，第一个出台的重要文件是2015年的《个人数据本地化法》，该法要求公司必须在俄罗斯境内的服务器上存储和处理从俄罗斯公民那里收集来的数据。然后是《雅罗瓦亚数据保留法》，内容大致相同。国家数字经济计划更多着眼于政府发展——这是一项全方位的战略，包括联邦项目在数字基础设施、劳动力、信息安全和监管环境方面的建设。接下来，是非常重要的《主权互联网法》，它为国家创建主权互联网引入了机制。2022年的《外国互联网平台规范》禁止Meta和其他西方平台在俄罗斯境内运营，因为其提供极端主义信息——事实上，它们在俄乌冲突中采取了非常亲乌克兰立场，并且会对俄罗斯的诉求进行无视。

谈到数据中心，我们有数据中心本地化的监管，这迫使数据提供商将数据存储在俄罗斯，创建主要由俄罗斯公司运营的国内云，并创建政府云，即所谓的GosCloud，为我们的主权互联网部门（即所谓的RuNet）奠定了基础设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