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部数字主权，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思想和传统源于苏联，我们非常珍视我们的外交政策传统。对我们而言，外部主权的重要性不亚于内部主权的重要性。俄罗斯也是这方面的先驱——早在1999年，我们就首次提议讨论国际信息安全，当时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

起初，我们向美国提议我们应该创建一个安全机制，因为在苏联解体后的那段时间里，我们正在讨论与美国签署新核条约的可能。那时的我们还梦想着能与美国合作——但这从未发生。可我们仍在讨论，并提议：让我们不仅在核领域合作，还要在信息安全领域结合作。后来，美国拒绝了，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在这个领域拥有霸权，并希望将其作为一个安全港为所欲为。为什么要通过与他人合作来削减自己的权柄呢？

所以，我们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建议，除美国和以色列外，大多数国家都同意这很重要。自1999年以来，俄罗斯关于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安全决议案每年都被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安全委员会通过，这是一个巨大的外交成功。在这种合作中，我们引入了数字主权的概念，作为信息安全的一部分。因为历史上当我们谈论主权时，它就是关于安全的——主权是关于领土的。现在我们谈论的是——我非常喜欢这个术语——数字空间中的流动领土，而主权是关于安全、边界控制、经济控制的。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首先通过这些关于信息安全的谈判在国际舞台上引入了主权概念。

俄罗斯对外部数字主权的方法包括哪些内容？首先，它是国际规范和国际立法的参与者。俄罗斯曾是这一方面的先驱，但现在中国在人工智能监管领域开创国际合作的先河，我们主要关注的还是网络安全。联合国在此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所有国家都需要就网络空间和数字国际关系的一些规范达成共识，才能使其适用。然而，目前不太可能出现统一的全球人工智能条约、统一的人工智能伦理方法或者统一的国际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方法。因此，我们积极倡导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战略联盟以及双边条约中的合作，并推广可替代基础设施和支持合作。

我们认为国际信息安全存在三大威胁。首先，ICT（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军事用途正在增加。人工智能不能也不应该是中立的——它是以国家为中心。正如中东冲突所展示的那样，军事人工智能实际上正被用于冲突，而且其使用量正在增加。其次，在混合战争中，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犯罪其实是俄罗斯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因为我们接到过很多来自乌克兰的电话，这些电话通过威胁和恐吓来诱使我们的公民汇款或做坏事。这真的很难阻止。这不仅涉及加密货币，还涉及身份盗窃和与ICT犯罪相关的其他问题，为商业目的而进行的黑客攻击，狙击医疗和金融部门。第三，将ICT用于散播恐怖主义的目的——就像发生在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枪击案，袭击者通过Facebook进行直播，Facebook在将账号关闭之前，已经有了200万下载量。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新西兰先驱报的报道：基督城清真寺枪击事件:枪手直播了17分钟的恐怖射击

这是俄罗斯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国际舞台上提议制止的国际信息安全的三大威胁。我们引入了基于国家主权、不使用代理等的负责任国家行为规则概念。另一个想法是国际互联网治理。目前以国际电信联盟和PTI为主要实体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应该被多边或多利益相关者模式所取代，但最终应由国家来发挥作用，因为非政府组织会改头换面，而国家将继续存在，国家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因此，互联网的治理不应该通过实际上遵守加利福尼亚州法律的基于联合国的非政府组织进行，而应该基于联合国层面——也许是国际电信联盟或类似的机构。

谈到全球磋商，曾有人试图在网络领域孤立俄罗斯。我本人从一开始就作为博士生参与了这些活动，因为我的导师是联合国信息安全大使，他带我一起去的。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见证了这个过程。起初，西方有很多怀疑，然后Stuxnet（震网事件，一个专门定向攻击真实世界中基础能源设施的“蠕虫”病毒）发生了，美国提议我们需要就此进行谈判——这可能是一个威胁，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一切都在进行中，接着在2022年之后，出现了试图孤立俄罗斯的声音，好剥夺俄罗斯在这方面的发言权，但全球南方国家拒绝了，他们认为不应该将这个问题政治化。我们都在同一条数字船上，如果你抛弃我们中的一些人，那么我们要如何创建一个更安全的数字空间？

据商业内部报道，由美以两国联手打造的震网摧毁了伊朗约五分之一的核离心机，导致它们失控旋转

最终，这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因为俄罗斯倡导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公约》实际上被采纳了，它将于今年秋天在河内公开签署。西方计划用《布达佩斯公约》取而代之——起初是法国和埃及的倡议，现在是法国的倡议。然而，作为OEWG的负责人，来自新加坡的Kung Fu大使，以国家为基础，设法创建了一个永久的制度性机制。所以现在进展很顺利，我相信这是因为网络主权和信息安全问题对所有国家——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都至关重要。为了在南方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北方必须认真对待全球南方的利益。这就是网络安全的利益所在。

负责任国家行为规则和联合国公约概念于2023年被引入，但不幸的是，以美国目前的立场来看，似乎不太可能允许它被采纳。但联合国公约，即所谓的河内公约，已经存在。这是15年来联合国大会首次通过的公约，互联网治理的国际化应该结束了。实际上，如果域名和IP地址等主要技术资源在美国境内决定，互联网就没有主权一说。互联网的13个根服务器中有10个分配在美国。我们有镜像服务器，但这些仍然是最重要的。

以下引用来自OEWG进程中，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信息安全正在开花结果。例如，OEWG的最终报告两次提到了与全球南方利益相关的主权问题。它涉及能力援助——能力援助应该按照国家主权原则实施。在向全球南方提供的基础设施规划中，不应设置后门来确保安全。此外，由金砖国家转发的GGE报告也提到了主权问题——主权和源自主权的国际规范和原则适用于数字空间和ICT的和平使用，符合所有国家在国家主权方面的利益。

然而，这个过程并不那么顺利。我非常喜欢一句名言：“风萧萧兮，路漫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未来峰会上提出了全球数字协议的想法。我和我的学生分析了它——他们提到主权6次。但你知道他们提到性别多少次吗？40次！也许对于年轻一代或未来的议程来说，性别议题会更重要，但目前，数字领域的主权更重要，或者至少同样重要，因为这关乎基础设施，关乎数据控制，关乎发展。

我演讲的最后一部分是人工智能主权。人工智能正在塑造——或者说重塑和改变一切。我自己作为大学教授，亲眼目睹了它改变了教育、实习，改变了我们的教学方式、写作方式。它甚至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因为认知科学表明，我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然而，它将继续存在，甚至会转变为神经形态计算机。所以人工智能主权非常重要——至少它应该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概念中。主权实际上并不意味着封闭，而是在平等基础上合作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合作并相互尊重彼此的共同利益，那么这就是主权合作。但如果合作意味着域外规范的强制实施，如果它意味着不平等的交易条款，那这就不是数字主权。

人工智能主权对俄罗斯来说是一项战略要务。同样，我们依赖国际合作，并相信数据主权是人工智能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人工智能有军民双重用途，这需要构建国际伦理。俄罗斯提出了一套人工智能行为准则，然而，这主要由商业公司在推动。我们的关键举措包括开发国家大语言模型——Yandex和Sber提供大型语言模型，Yandex拥有从俄语到英语的最佳翻译，还能创建图片和视频。

我们还推出了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和联邦人工智能项目，预计到2030年市场增长将达到5倍。我们希望培养更多的技术专家并设立更多项目。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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