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能源安全一直是中国关注的重中之重，长期以来为应对极端条件下的能源困局，中国不断推进新能源转型、多样化能源进口等诸多策略。您认为我国能源安全情况如何？在推进包括雅江水电站在内的超级工程以及我国可控核聚变能源技术获得突破的背景下，“十五五”期间中国能源建设会有什么发展？

丁一凡：确实，长期以来，能源是我国发展的关键议题。

一方面，我国当前能源安全仍有短板。就传统能源而言，我国对外依赖度偏高，对外部地缘政治风险敞口较大。国内石油需求约七成依靠进口，天然气进口占比约四成。这意味着一旦全球地缘冲突扰乱供应链，我国能源安全将承受较大压力。

为此，我们已在中东、非洲、美洲、俄罗斯、中亚等实现能源进口的多源布局，通过以能源进口多元化为重要抓手，力图把区域性冲突的影响控制在“波动而非断供”的层面。但必须承认，多元化并不能根除结构性脆弱，我们仍需持续降低化石能源在整体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以增强国家能源安全韧性。

另一方面，国际能源主要由期货市场定价，我国在相关市场的话语权仍显不足。尽管我国既是化石能源消费大国，也拥有本土能源期货品种，但与纽约、伦敦等国际中心相比，市场体量与人民币对能源的定价能力仍弱。

上期所定价能力依旧不足

这意味着，我国能源供应的金融安全风险在增加。在金融剧烈波动期，能源作为一种资源会出现“能买到但很贵”的情况，其价格可能成倍攀升，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构成宏观层面的挑战。“十五五”期间，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持续谋划并稳步化解。

第二个层面是新能源。我国新能源发展势头强劲，全球占比处于领先，但就国内“总盘子”而言，新能源供应占比仍偏小，短期难以完全替代化石能源。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快可再生与新能源的布局和消纳能力建设。对此，我国在包括水电等各类可再生能源均有宏大规划。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相关规划在落地层面仍面临若干技术与系统性难题，例如电力系统在稳定性方面要求高，且对极端气候仍然敏感，大风、霜冻、冰冻等天气会影响供给（2008年高压输电线路覆冰损毁的教训）；新能源发电峰谷错配的平衡机制也亟待破题。而除了持续扩大风光水核装机占比，我们更要在运行与调度体系上取得更大进展。

传统能源的“升级换代”同样是“十五五”期间重要的系统性任务。煤、油、气在我国能源结构中仍占较大比重，如何通过技术进步提升能效、降低排放，是我国能源转型的重点方向，“十五五”规划也会予以关注。

即便未来发电规模有望达到三峡三倍的雅江水电站建成，也仍需与光伏、可控核聚变发电技术等统筹协同，打造高韧性的电力网络，通过多种可再生能源的有效互补显著提升供电稳定性。这些工作需在“十五五”阶段加速推进，注重系统协同的综合效应。

总体而言，“十五五”将突出构建多元清洁能源体系，实现电源结构多元化并增强电力系统韧性，确保在各种扰动下依旧安全稳定运行。

在可控核聚变方面，未来五年同样至关重要，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已取得多项进展。根据计划，我国力争在“十五五”期间让实验堆实现运行并具备发电能力。虽然根据规划，可控核聚变走向商业化大致要到2050年，但在2025—2030年这一阶段，我们的实验堆就有望实现电力输出，这既是能源层面也是技术层面的里程碑突破，亦是“十五五”的重要发力方向。

观察者网：补充一个小问题。您刚才提到，人民币在能源期货市场上的定价能力仍然偏弱。这也让我想起不少网友热议的“电力人民币”。在您看来，“电力人民币”是否可行？未来人民币应当或可能以何种资产作为锚定物？

丁一凡：所谓“电力人民币”更多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设想。首先，电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跨国通用商品，“石油—美元”之所以成立，并不只因石油重要，更因其方便性。石油是一种可以全球交易、各国普遍需要、并作为标准产品在统一市场上买卖的商品，因而才能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标的和美元的锚。

现阶段人民币与电力挂钩存在很多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电力高度地域化、不可大规模跨境流通。我国电力主要在国内消纳，无法用中国的电力去支撑全球层面的锚定与定价。即便未来我们向周边或东南亚、俄罗斯供电，哪怕在周边国家实现“按人民币定价”的模式，也难以形成类似“石油—美元”的全球性定价机制。

换言之，“用中国电力为人民币定价”想象力十足，但落地极难；电力与石油完全不同，不具备可在全球自由搬运与配置的灵活性，而由于其作为标准化商品的流动性不足，也会使其所锚定的货币难以实现全球流转。因此，以电力为人民币定价在现实层面面临诸多难以逾越的困难。

所以人民币的“锚”更应体现为与更多的大宗商品的联动，才能实现与实体经济的锚定。不过，我认为，“为人民币寻找锚定物”只有在人民币要全面替代美元时才需要严肃讨论；在此之前，人民币是否稳健，主要是相对于其他货币来衡量。

人民币未来的受欢迎程度取决于几方面：其一，全球对中国商品的真实需求。如果更多国家以人民币结算中国制造，人民币的实际使用场景与深度就会随之扩大。可以说，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与地位多大，基本决定了人民币使用的广度与深度。

其二，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的购买力稳定性。购买力越稳健，越受青睐。当前美国与欧洲通胀高企，美元、欧元购买力走弱；即便美元利率更高，也常抵不过通胀侵蚀，持有意愿自然下降。反观中国，通胀长期低位，国内不少经济学家甚至时常讨论中国的通缩风险。

从数据上看，中国经济多年维持1%多、连2%都不到的通胀，使人民币购买力基本不受损。时间一长，更多经济体会意识到这一点，自然更愿意持有与使用人民币，人民币也会逐步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强通货”。

西德马克是欧元的基石

这一逻辑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参照。20世纪70年代，美元作为石油计价货币叠加美国通胀，推动油价暴涨，形成“美元—石油—通胀”的联动。这就导致，如果一国对美元依赖越深，经由以美元计价的石油输入的通胀压力就会越大。

而彼时尚未统一的西德凭借强劲工业与低通胀，西德马克购买力始终保持坚挺。由于使用西德马克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反而会抵制通货膨胀，使得物价稳定，不少欧洲国家不自觉地以马克替代美元，这使得西德马克成为他国的首选货币。

当时的西德马克并没有高调推动“国际化”，但是其依旧凭借稳定购买力赢得市场。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一路径：只要中国保持低通胀，让人民币的购买力损耗显著小于美元、欧元等所谓“硬通货”，人民币就会在全球通胀环境中受到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