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议程为：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并研究提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标志着我国发展布局正由“十四五”阶段迈向“十五五”新阶段。

在“十四五”期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经历了国内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这些经历也让发展与安全问题成为下一个五年计划考虑的重点之一。观察者网连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北外讲席教授丁一凡，请他从安全与发展的角度，细致分析“十五五”期间我们面临的挑战与希望达成的目标。

【对话/观察者网 唐晓甫】

观察者网：10月20日至23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审议并通过“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指引方向。长期以来，发展是我们的第一要务；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也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从宏观层面，近年来我们如何针对性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怎样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取得了哪些成效？

丁一凡：感谢观察者网的邀请。我们正在规划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与步骤，就应先回顾“十四五”阶段在统筹安全与发展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还存在哪些不足，以及下一步该在哪些环节发力。就此而言，“十四五”在统筹安全与发展上确实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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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产业链优化与升级方面，我们做了实打实的努力：既推动传统产业链的技术改造与升级，又打造并完善自主可控的新型产业链，同时切实提升了产业链安全韧性。回看这几年，拜登政府时代，美国就持续对中国产业链“下手”、试图“卡脖子”；特朗普政府时代，美国在关税等方面的做法更为露骨和彻底，企图以加征关税打断我们的供应链。但事实证明，我们的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依旧保持在较高水平，保持了运行的稳定，这正是“十四五”一系列举措共同发力的结果。

第二，在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方面进步显著，特别是在通信、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美方重点“卡脖子”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以至于美国方面出现明显慌张的情绪。因为这些赛道原是其传统优势与高利润来源，如今中国在这些赛道的高速发展已对其优势形成实质性威胁，这从反面印证了“十四五”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显著成效。

第三，中国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方面成效突出：一方面加快完善顶层设计与安全法治体系，实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在风险监测、预警与处置上建立并完善国家安全风险监测机制与体制，显著提升对外部攻击与内部隐患的识别、防范与应对能力，在“十四五”期间，我们也狠下功夫，强化了事后处置的及时性与有效性。

第四，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上持续用力。“十四五”提出的“制造业强国”“质量强国”“数字中国”等任务均取得长足进步，并带动绿色发展在全球“一枝独秀”。其间我国太阳能、光伏、核电、水电等清洁能源装机与占比快速提升，光伏等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占全球超过40%，且增势明显。在粮食安全上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同时统筹能源安全，相关能力持续增强。

总体看，“十四五”既提升了生产力，也为发展提供了更加充足的安全保障，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基于此，“十五五”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十四五”的延续、深化与升级。当然，虽然我们在粮食、能源、可再生能源与技术安全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薄弱环节依然存在。“十五五”时期仍需进一步补短板、强韧性、提质量，持续完善安全保障体系，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更坚固的底座。

观察者网：对中国而言，金融、科技、能源、粮食等安全议题都与发展休戚相关。先谈金融，金融安全正成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发展的关键议题。对内，地方债、房地产等一系列金融风险仍在；对外，则要面对美国的金融战、稳定币冲击与资本外流等挑战，以及美国等经济体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压力。站在“十五五”的时间窗口，您认为我国金融安全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什么，应如何应对？以实现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在内的目标？

丁一凡：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需要明确“十五五”期间的金融风险点。我认为下一阶段的主要压力仍集中在地方债与房地产上：部分地方政府在高速发展期累积了大量债务，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隐性债务；伴随房地产市场失速，这些隐性债务正逐步暴露。若处置不当，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发系统性风险，进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为此，国家已投入大量力量，“十五五”期间仍将持续推进处置，重点放在各类不良债务的化解上；尤其是隐性债务，需要“打包”统筹，考虑以专门机制来集中出清。这一思路可以参考20世纪90年代剥离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做法，当时我们通过设立专门机构集中清理、化解存量风险，让银行“轻装上阵”。随后，中国迎来了一轮加速增长。现在要重塑市场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十五五”能否有效解决不良债务；若能卸下这副“包袱”，中国经济仍有望进入增速较快的发展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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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外部金融风险，尤其与美元霸权相关的金融风险同样突出。当前美国对中国崛起心存忧虑，借助其货币与规则优势对我发动多种形式的金融战：对企业实施“长臂管辖”和金融制裁，限制参与国际项目与市场，增加我方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部分中概股与境外资产的安全性也因此承压。

同时，美国推进包括稳定币在内的多类金融工具，客观上会诱发资本外流，令部分投资者误判外部市场“有机可乘”。在当下，我国中产群体壮大很容易受到这类新型金融产品的诱惑导致风险，因此“十五五”规划必须提前部署、强化预防。

人民币国际化在“十四五”期间已取得长足进展，但在支付、储备以及金融产品定价等方面，与美元乃至欧元仍存在差距，后续仍需发力。跨境支付上，我国应推动CIPS与SWIFT“同场竞技”，扩大CIPS的实际使用范围，吸引更多境内外主体接入，拓展人民币的应用场景。同时我们需要丰富境外可投资的人民币资产与产品，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可投资性与吸引力，推动国际化更顺畅地向前。

但也要同步防范由此带来的新风险，海外人民币使用规模上升势必对国内市场形成反馈，其强度有待持续跟踪评估。一方面要像前述安全体系建设那样完善预警与监测，另一方面健全应急处置机制，一旦发生突发情形能及时止损、快速响应——这同样是人民币国际化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一环。

总体而言，“十五五”期间可以在四个方面发力：

其一，强化金融风险监管与防范体系，对房地产、债务以及各类新型影子银行与新金融产品实施更有力的穿透式监管。

其二，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就要做强本币结算与跨境结算能力，推动我国独立的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的全球布局与推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必须认识到这关乎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大家一起积极行动起来。

如果我们的银行、金融机构都对这事不上心的话，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且今后我们要让银行认识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既是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配合国家大局的责任，也是盈利机会的事情。

其三，提升金融市场韧性、丰富可用金融产品、做深做大市场“水池”。金融市场就像水池，水越深，外部风浪起时越不致波动失序，因而要持续推进高水平开放与改革，以更好承受外部冲击。因此，未来我们需要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开放与改革，做大做深“水池”，以更好承受外部冲击。

其四，深化国际合作，既提升海外投资的收益与安全，也反向促进人民币国际化；重点与“一带一路”沿线开展多层次协作，尤其加强人民币结算合作，推动货币往来与对接更加高效，并在此基础上强化结算体系的互联互通，逐步降低对西方主导全球支付体系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