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中美贸易战边打边谈，持续反复，大幅调整中美经贸关系的声音一直存在。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开始后立即签署《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备忘录，特别提出了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调查评估，包括审查中美之间有关经贸的相关协定，评估中国是否按照相关协定行事，调查中国是否存在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评估此前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情况等，并多次提到将根据调查情况采取征收关税等措施。

这份备忘录也明确地展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通过贸易政策刺激美国国内的投资和生产力，从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强美国在关键工业和技术领域的优势，减少对外国的依赖；通过缩小贸易逆差和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来增强国家安全；确保贸易政策的最终受益者是美国国内的各类经济参与者。

2025年2月21日，特朗普政府又发布了《美国优先投资政策》的备忘录，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特别提出限制中国在关键技术和敏感领域的投资，以维护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对欧盟、日本、韩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等贸易伙伴施加政治压力，以外国对美投资来换取美国关税减让，这些资金会投向美国的国防、航空航天、先进制造、人工智能、能源基础设施以及造船等战略性产业领域。实际上，特朗普试图让盟友和伙伴为美国的产业政策“买单”，将制造业回流的财政负担转嫁出去，这样有利于特朗普达成改善联邦财政状况、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和就业、改善本国国际收支等多重目标。

2025年4月，白宫发布了《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备忘录报告的执行摘要指出，美国要对中国的“非市场政策和行为”展开多次“301调查”；要评估美国与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控诉中国自2000年起获得美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以来，利用所谓的“国家主导的资本投资和补贴、工业产能过剩、宽松的劳动和环境标准、强制技术转让政策，以及众多保护主义措施”，使得美中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美国将重塑贸易关系，优先考虑经济和国家安全，重建作为生产者和建设者的国家地位，从而减少贸易逆差，促进国内就业、创新和经济增长。

其实，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于2025年1月24日便提出了撤销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恢复贸易公平法案》。根据该法案，一旦终止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将无法享受最惠国税率，此后非战略性商品将被最低征收35%的从价关税，战略性商品将被最低征收100%的关税。

因此，如果美国下决心要与中国进行“战略性脱钩”，极有可能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2025年前后，美国最惠国关税平均税率仅为2.2%，而美国非最惠国待遇的平均税率为42%，若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所有商品都将会面临极高的关税成本。

顾客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福斯特城一家超市购物。 资料图：新华社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中国的电子信息产品、纺织服装、家具制造商等纷纷将部分生产环节和组装业务转移至越南、墨西哥等国，在这些国家进行简单的加工和组装后再出口至美国。中国企业利用这种转口贸易的方式对美国间接出口，以规避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成本。

这种行为造成的结果是，东盟国家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的同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显著增长。这种现象引起了美国的注意，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将转口贸易视为中国规避关税的“漏洞”，旨在通过强化原产地穿透政策和反倾销措施，强化对中国的贸易限制。

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期间和第二任期非常重视美国进口产品的原产地问题，以防止某些国家通过第三国转运来规避美国的关税或进口禁令。2025年，特朗普政府发动关税战，旨在与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达成一系列新双边贸易协议的谈判中采取一种专门设置的“特别转运关税”条款，以堵住这些贸易伙伴从第三国转口贸易的可能。如果某些国家的出口商想把货物先运到第三国，再转运美国，试图规避美国的关税壁垒，美国就会对这些转运商品加征额外40%，甚至更高的惩罚性关税，借此堵住绕开美国关税的漏洞。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加大了原产地调查的力度，并与美国商务部加强开展联合执法。商务部负责发起和执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并发布相关裁定，CBP负责执行贸易法律，包括原产地规则和进口禁令，共同确保进入美国市场的产品真正符合其声称的原产地标准。2025年1月，CBP发布《原产地强化合规新规》，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货物，要求进口商提供全链条供应链证明，包括原材料、生产地和最终组装地。

CBP将会进一步对美国进口的商品进行原产地溯源，对中国中转墨西哥、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出口的商品加征额外关税来加大打击力度，或直接对中国企业进行产业布局的第三方国家加征关税，倒逼第三国强化供应链管控。

例如，美国对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光伏产品加征反倾销税；美国施压东盟国家（如越南）实施更严格的出口合规要求，2025年3月，越南同意与美国共享出口数据；马来西亚担心中美贸易战祸及自身，也敦促中国企业不得利用该国作为生产基地对产品进行重新贴牌以规避美国关税，强调所有出口至美国的光伏产品必须符合马来西亚的法律要求，并且其原产地应当是真正的生产地。美国不仅要求墨西哥设立专门机构审查外国投资，还要求墨西哥限制中国电动汽车厂商在当地建厂，停止中国厂商从墨西哥进口低成本的中国汽车和零部件。

这一系列政策举措无疑会影响中国企业的产业布局，以及供应链的出海规划与分工稳定性，导致企业考虑将部分产能转移到美国本土或其他不受关税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以避免被征收高额关税；这也带来了重新投资、劳动力成本提高等问题。通过高关税和原产地审查，美国将进一步逼迫企业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并将生产线、产能转移到美国本土或与美国外交关系更紧密的经济体，降低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依赖和潜在风险，这相应增加了未来中国企业出口的不确定性和对外投资的风险。

《缠斗：中美经贸重构与全球经济新秩序》，翟东升、朱煜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