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为镜照古巴

各人只得享受自己的劳绩。他的劳绩，将被看见，然么他将受最完全的报酬……

——《古兰经》53:39-41

由于上节所述历史渊源，那些支撑着古巴革命直到今天的民心，在一定程度上，仍可认为具有与伊朗“相似但镜像”的底层架构。

古共传统基本盘中，“反美民族主义者”在革命胜利初期占据数量和人口比例上的绝对优势。随着1965年古共建党、1976年古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制度，格瓦拉梦想中的一代（信仰传统苏联模式本质优越性的）“共产主义新人”逐渐被培养出来，但他们刚成年就遇上了苏东剧变和1990年代的“特殊时期”。

在艰难求生中，古巴无论党和政府、还是民间刚普遍（而非局限于少数左派知识精英）塑造起来的理想主义价值观，都向现实进行了大量自发乃至有意识的妥协：

1.一方面，革命叙事的务虚和“白左”化。

由于古巴革命史是一场典型的“西式自由民主推翻西式独裁”历史，且早期革命者中很多是律师、作家、艺术家等“叙事制造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以对西方的此类“观念输出”起家，古巴革命政权保留了大量自由派文化色彩，且领导层天然倾向与文化流变中的“欧美主流左翼”共情。

冷战结束以来，古巴虽然经济上一直面临严峻困难，但在对外宣传上一直非常成功，不仅获得了西欧北美大量左翼知识精英圈子共情，而且获得了其主流民意的“同情不反感”，长期以来把反古共叙事成功挤压在了美国华盛顿特区（“说官话的人”）和南佛罗里达的“古萨诺”（古巴裔润人社区）这两块右翼小圈子里：

在复读“资本把格瓦拉变成无害的神像”之类正确的废话前，我们首先要意识到，美国的旅游网站一直在提醒美国主流青少年：去迈阿密度春假不要穿这些衣服，是有害的（会被当地人打）

我们中国民间对古巴社会主义的集体印象，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视为“西方的越南”、到了苏东剧变，知识界对西方无原则崇拜迷思泛滥的1990年代至本世纪初反而逐渐变好，其实至少一定程度上是受了这种“推崇古巴理想主义的‘西方主流’认知”影响。

然而，为了在后冷战时代维系这种对西方民间和相当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舆论输出能力，古巴过度迎合了欧美发达社会兴起的白左思潮和“教师爷优越感”，并为此付出了无形但巨大的治理代价。这其中，至少包括：

——因对“宗教自由人权”让步过大导致的共产党员世界观纯洁性问题；

——因国籍管理“美国化”（对双重国籍合法化、尤其海外古巴裔后代复籍和“本土中产移民西班牙”口子放得过快）导致的舆情管理复杂化；

——因不合时宜的“应润尽润”非理性（民粹风格）价值观、尤其（作为“自由迁徙人权”）明显不符合当前国情的尼加拉瓜免签而加剧的中产人口流失；

——因超越自身经济基础、过度迎合“生态农业”之类“发达国家左派热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基本口粮安全的关注（具体情形可参见之前的文章）；

——以及，超越自身“冷战后天主教回潮”国情、过度鼓励LGBT权益（例如，将变性手术纳入免费医疗福利），所加剧的生育率困境、与虔诚天主教保守人口的撕裂，以及“左翼人群‘白’化（意味着对西欧北美白左自由派议程的主观警惕性下降）”等问题。

2.另一方面，经济上的现实分层。

前一个方面演变的结果之一是，虽然美国拒绝承认，目前的古巴可能拥有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西式”言论自由。这种特征与海外古巴人过大的经济话语权结合，产生了一些十分独特的“侨汇分层”现象。

今天美国迈阿密以西的小城海厄利亚有一家极其知名的小店“Ñooo! Qué Barato”。“ñooo”是一个非常粗俗的西语单词——“coño”在古巴独有的“去敏感”化版本，是古巴人在一堆西语拉美人中相互识别的独特文化密码；“qué barato”则是“多么便宜”的意思。实际上，这家店面布局“颇有八十年代奥尔金（古巴城市）社会主义杂货店和廉价仓库混合体”风格的百货店，出售的就是各种面向古巴本土采购人的“特供”物资：

——多米尼加共和国生产的小圣像；

——仿佛东莞十几年前外贸尾单的乡村风文胸内裤；

——贴满亮晶晶反光片的廉价舞裙（参加地下舞会的姑娘们要穿。古巴地下舞会是近年来当地最重要的社交文化之一）；

——精巧的陶瓷娃娃和缩比太阳帽玩具；

——古巴人维持自力更生必不可少的打火机备份火帽（1990年代以来，古巴的一次性打火机通常会在用完后重新加注燃料反复使用多年，因此火帽成为关键“耗材”）；

——委内瑞拉产的高仿古巴酒红色小学校服（古巴正品校服由国家免费配发，但质量还不如仿品、往往跟不上小孩长个的速度，且一旦污损极难领到新的）；

——各种资料显示，在2021年“祖国与生活”动乱前，甚至还有古巴少先队的红领巾！（古巴少先队效仿东德，低年级少先队员的红领巾为蓝色）

“Ñooo! Qué Barato”店卖红领巾的生意一直遭到当地一些反古共人士声讨，但一直能做下去。2021年古巴动乱时笔者正好在南佛州开会，慕名跑去造访时，发现校服仍可买到，但红领巾被下架了；2025年，托一个原籍迈阿密的美国同学帮我补拍照片，结果她去时发现红领巾又出现在了校服区塑料模特的脖子上。

上：真正的古巴少先队员（注意大部分红领巾的蓝色是褪色的）；下：迈阿密社区频道UniVista TV一档节目中，主持人米哈伊尔在Ñooo! Qué Barato店试穿全套古巴少先队员服饰商品

笔者在上一篇讨论古巴的文章里曾经说过，存在一个跨越美古国境、在物质和意识上均相互连通的“古巴人社会”。官僚化的美国“对古禁运”执法机制与这一社会长期磨合，最终催生了这种“委内瑞拉生产特供商品，合法出口到美国迈阿密公开销售，古巴‘骡子’以美国身份进去合法采购，然后再通过合法或灰色渠道拉回古巴”的奇观。

如果说近几十年的国营涉外窗口行业（旅游系统等，有的直接用外币发工资）和近十几年劳尔、迪亚斯-卡内尔的个体私营改革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那么传统拥有海外古巴裔亲友、2020年前能收到他们对古侨汇的岛内古巴人，则组成了当代古巴的“‘原始富’人”。

古巴2013年开放因私出国、2019年进一步明确双国籍合法性，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在古巴以外有事业和经济实力（因此能“涓滴”他们在古巴境内的大量亲友）、但持古巴护照、在古巴保有房产和生活，通常持不同政见（且为当今古巴言论自由空间允许）的“高能量半润人公民”群体，他们构成了当代古巴的“‘移植富’”人。

这三个群体都明显比没有“海外门路”的普通国企职工或山区农民（国营农业职工）有钱。但他们中的多数人，能拿出的美元又不足以在美国大手大脚乱花，正好够请“骡子”（或干脆自己）代购这些“特供古巴海淘商品”。这部分人口构成了“Ñooo! Qué Barato”这类“迈阿密走私店”运作的商业逻辑；或者说，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超出我们传统认知的、游离于古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之外的特殊经济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