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花舞影】

笔者在去年十月关于委内瑞拉文章中的乌鸦嘴——“特朗普和他政府班子代表……部分由犹太教-基督新教末日叙事决定……不能以利益计算衡量……的魔怔”——似乎不幸正一点点言中。

特朗普、鲁比奥和赫格塞思，一边在东半球大打出手，一边在西半球也没闲着。随着美以伊战争出现烂尾和危机溢出风险、共和党内对“二次踏入中东泥潭”的分歧和焦虑日益上升，急于塑造新“赢学”热点的特朗普在妇女节把13个拉美右翼极右翼领导人弄到迈阿密，召开了一场“和平（演变）、反共（古巴）、建国（MAGA）”的“共荣”峰会，提前庆祝了古巴的“最后时刻”：

“大地涌起和平的呼声，激动了万里的大进行。拉美民族，联合起来，复兴美国，共同防共！我们要扑灭世界的烽烟，我们要征服正义的反叛。努力前进，努力前进，完成毒品黑帮共荣圈……”（笔者填词）

唐纳德·特朗普的“圣意”飘忽不定，但他所依赖的这个充满右翼魔怔的“外交”团伙，对搞垮社会主义古巴的执念却是一以贯之的。虽然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和劳尔·卡斯特罗的代表一直努力与特朗普团队对话，但有鲁比奥这个“二鬼子”当道，预计这些对话和之前马杜罗的对话一样，指望“让”出什么各退一步、和平共处的结果，是基本不可能的事情——在伊朗战事越来越难“赢”下去的今天更是如此了！

3月13日周五，迪亚斯-卡内尔在全国广播讲话中承认，由于美国的石油封锁，三个月来已经没有燃料进入古巴境内。14日周六凌晨，古巴中部传统糖业地带——谢戈德阿维拉省的一些人在集会抗议粮食匮乏和停电后，打砸焚烧了古共莫龙市委大楼，这是1960年代剿匪结束以来从未出现的情况。16日周一，古巴再次发生全国范围断电。

不同于有战略纵深和军工体系的伊朗，甚至不同于至少能源可以自给的委内瑞拉；经历了疫情以来的长期困境、长达六十余年令人疲惫的封锁和十余年未按预期生效的“改革”和“开放”，在无数次孤身成功对抗美国帝国主义暴政的神话之后，古巴可能已经真的来到了某种临界点边缘。

CNN 3月17日报道：在美国实施数周石油封锁后，古巴电网崩溃，特朗普扬言"拿下古巴”

笔者现在非常担心，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足以对冲特朗普这波极限施压的国际援助，甚至不需要等到特朗普政权设定的“实现古巴政权更迭”的“2026年底”时限，古巴形势就将发生某种不可逆的变化。

目前，包括美国在内许多欧美和非洲国家的共产党、左翼团体和民间进步人士（例如我们大多听说过的科尔宾、哈桑甚至“环保少女”通贝里等）正在组织一个名为“我们的美洲运输队”（Nuestra América Convoy）的对古支援项目，试图靠海空联运突破美国政府的封锁，在3月21日将一批人道主义支援物资送进哈瓦那。然而，他们毕竟只是一些有正义感的普通人。在这个空前的特殊时期，古巴仍然需要更加强大有力的援手。

古巴革命可视为伊朗革命的对称镜像

我们的革命不是红色的，而是绿色的！（Nuestra revolución no es roja, sino verde oliva）

——菲德尔·卡斯特罗，1959年5月21日电视讲话

随着国际形势演进到今天，对于古巴这个与我们距离最遥远、形象最模糊、认知最“二手”的社会主义兄弟，我们已不应仅仅满足于知晓和复述那些“中情局600次未遂暗杀”、“让迈阿密成为犯罪之都”之类的“龙王爽文”，而有必要更清晰、深入地去认识古巴革命得以在其社会中长期维系的本质机理。

与当前正让特朗普十分头疼的另一个国际社会知名“反美大V”——伊朗的横向对比，有助于为实现这一目的梳理出部分细节脉络。

1950年代的古巴革命和1978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都是20世纪“不得民心的美帝国主义地区利益买办暴君被大帐篷革命推翻”的经典案例。两场革命都发生在未达工业化门槛、三大差别极其显著、内部发展极其不均衡，但已形成稳固国族认同的“典型第三世界国家”；两场革命都存在流亡外国的“公知”魅力领袖、都发动了超越阶级和意识形态界限的爱国精英和普通群众；两场革命一开始都因这种“大帐篷性质”展示出了自在或自为的意识形态模糊性；两场革命最终的胜利者都带有一定程度“摘桃”性质，最终都由早期并非明确革命主体、但获得魅力领袖站队的那种意识形态夺取革命解释权，然后靠内部清洗运动完全夺占了国家政权。

然而，这两场革命走向了外交政策立场十分相似、但意识形态内政完全相反的方向。

古巴革命史上有一个常被外界忽略的重要阶段——“革命胜利的凝实”（Consolidación del Triunfo de la Revolución），亦即其“先建军、再建国、最后建党”流程的第三步。

在“胜利凝实”阶段前，古巴革命并无明显可见的马列主义色彩。七二六革命军表现得完全是一支美式的自由主义英雄叛军；直到1959年1月革命政府成立前，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在明面上与古巴当时存在的共产党——人民社会党（老古共）处于半敌对状态。1959年古巴革命政府第一任总统乌鲁蒂亚、第一任总理何塞米罗都是来自卡斯特罗系统外的“清教徒小资自由派”；菲德尔·卡斯特罗既没有任何公职，除“崇尚自由民主、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等共识性理念外，也没有表达任何明确的特殊政见。

从1959年春接管政权、直到1965年成立统一的古巴共产党，这期间，古巴革命者中的共产主义者不仅对接管的旧国家机器、而且对革命政府和革命军自身进行了大规模清洗，镇压了混杂于其中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福音派、清教徒、因巴蒂斯塔混血血统反对他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其他反共派系和亲美买办，将打着恢复资产阶级民主旗号的民族革命“夺舍”成了反帝反跨国资本的社会主义革命。乌鲁蒂亚、何塞米罗和一大批“反共革命者”都在这期间被赶出古巴或在外叛逃，成了继巴蒂斯塔余孽之后的第二批古萨诺。

古巴革命进行期间和夺取政权之初，在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眼中，卡斯特罗的革命军基本上是某种吉姆·雷诺式的美式刻板“抗暴起义自由英雄”

相比之下，伊朗革命同样是大学城镇年轻知识分子和农村底层极端保守宗教群众的共同行动，且前者中的无神论左派和信教世俗左派是革命早期（无论合法斗争还是武装起义）的主要组织发动者；但与古巴的区别在于，伊朗的魅力领袖霍梅尼不是散发朝气蓬勃男性魅力的耿直青年，而是根据同行评议跻身顶级伊斯兰圣职已十余年、早已享受近乎教主式“言出法随”的权威长老和意见领袖，在十几年前的1960年代初就初步具备了忤逆国王的政治能量，并长期在伊拉克和法国掌握着对本土强大的舆论输入能力。

虽然由于巴列维国王的大量“西式侵犯人权”暴行（大赦国际在1975年曾怒斥巴列维伊朗为“世界上人权记录倒数第一的国家”），早期伊朗革命在城市阶层中，具有类似古巴的“打倒独裁、回归民主”叙事。但当时复兴党领导下的世俗伊拉克和后来的法国出于各种考虑，并未限制霍梅尼在自己庇护下发声，最终使其成为“被预言的救世主”、在伊朗底层草根传统信教群众（大都是被巴列维快速西化运动甩下的受苦人）中完全掌握了叙事引导权，以酷似2016年特朗普动员美国锈带底层工人的方式动员了他们。

然而，与一心搞钱毫无原则、与教会纯属互相利用（如上图，拍摄于今年3月5日）的特朗普不同，霍梅尼是严肃诚实的宗教学者。他发自内心地相信，通过回归古兰经和圣训，能让民风败坏、人心不古的伊朗社会“再次伟大”。这种差异塑造了伊朗革命和MAGA的不同走向 图源：白宫官网

然而，与一心搞钱毫无原则、与教会纯属互相利用（如图）的特朗普不同，霍梅尼是严肃诚实的宗教学者。他发自内心地相信，通过回归古兰经和圣训，能让民风败坏、人心不古的伊朗社会“再次伟大”。这种差异塑造了伊朗革命和MAGA的不同走向

结果是，与古巴革命“镜像相似”地，1979年巴列维国王被推翻后的第一任伊朗民选总统巴尼萨德尔、第一任伊朗总理巴扎尔甘很快都因立场世俗温和而下台。二人分别与伊朗共产主义者和“西式自由派”知识分子联合试图逆转伊斯兰革命，但这两个圈子都在1980年代初被教士阶层镇压——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霍梅尼那句名言“不要东方，不要西方，我们只要伊斯兰”，但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未必能正确体会到伊朗人当时的心态。

1960年代，正在夺取革命解释权、清洗福音派和西式自由派的古巴共产主义者们，在被美国入侵和导弹危机的大背景下成为古巴民族利益的强硬捍卫者，获得了远超当时古巴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程度的民意支持。类似地，1980年代初，正在夺取革命解释权、清洗马克思主义者和西式自由派的伊朗教士们，在被伊拉克入侵和人质危机的大背景下成为伊朗民族利益的强硬捍卫者，最终巩固了今天的神权监护共和制。

古巴革命胜利后，曾有一个时期——也就是我们记忆中“安问狐狸”、“西方越南”的时期，曾十分积极地在拉美和非洲输出革命、支持左翼反帝武装斗争，直接派正规军赴外作战。伊朗革命胜利后，其输出什叶派意识形态的执念曾长期被与伊拉克的地缘对抗混淆，但随着美国推翻逊尼派的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即萨达姆）、使当地什叶派靠人数夺取国家主导权，伊朗开始像当年的古巴一样积极输出“革命”、支持巴解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等、搞出了今天我们所知的“抵抗之弧”。

总结一下：古巴和伊朗的革命都是从民族主义反抗演变成的“去多元化”社会重塑，但在现代性光谱上最终走向了相互“对称”的两端。这种路径相似、理念镜像的道路，决定了二者在某些维度上强烈的“可参照”性和某些维度上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