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工公司角度来看，公司的存在是为了盈利而不是为了爱国，技术门槛把“闲杂人等”挡在门外，更加有利于“能榨一分绝不一厘”（英文对应的名言则是：charge what the market can bear）。政府订单也是波动性的，需要的时候很急，不急的时候则什么时候有下一单都不知道。这还不光是军方决定的，还有国际国内大气候、国会拨款等问题。所以，政府对军工有大量直接、间接拨款补助，用于先导科研和峰谷平衡，军品价格也反映了这样的特殊供求关系。

问题是，政府对补助的使用缺乏控制，对军工公司越来越“太大而不能倒”更不满意。为此，美国军方刻意扶持新兴军工公司，平衡“军工五大”（或者是包括BAe的“六大”）的影响。

在海军方面，濒海战斗舰本身是失败的概念，但扶持洛克希德-玛丽埃塔（“自由”级）和奥斯塔尔（“独立”级）的用意昭然若揭，用以扶持亨廷顿-英格尔斯和通用动力之外的军船产能。

在飞机方面，代表空战科技新前沿的无人作战飞机方面，美国空军选定克拉托斯的XQ-58（现已重新命名为MQ-58），在更加正式的“协同作战飞机”（CCA）方面，排除已经上路的波音“忠诚僚机”等，在通用原子YFQ-42和安杜里尔YFQ-44之间竞标，同样是要扶持新的飞机公司，最终与“五大”竞争。

问题是，美国政府购持洛克希德、波音股份的话，未来竞争就有偏袒嫌疑了。不仅在投标中有偏袒问题，在公司研发和投资方向上，也有“内部消息”的问题。这是妨碍资本主义运作的，不仅对排除在外的诺斯罗普、雷锡恩、通用动力是威胁，对新兴的克拉托斯、通用原子、安杜里尔是更大的威胁。在本来就高度“关系化”的军火市场上，加入“内部交易”因素，还有多少头铁的新手要踏入这条河流？

欧洲正好是参照。欧洲缺乏新兴军工公司，不仅因为准入门槛高，也因为无法与国有或者国家持有重大股份的大公司竞争。其结果是欧洲军工技术陷入呆滞，远远落后于美国。连外围技术领域都受到影响，更加广义但传统上由军工首先拉动的ICT、软件、AI、芯片工业也跟着落后。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战斗机装配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学中国还是学英国？

同样的“更大领域缺乏活力”在美国也开始出现。英伟达还如日中天，需要向美国政府缴纳15%的“对华准售费”这样的荒唐事也出来了。但曾经如日中天的英特尔越来越不能打，需要靠“芯片法案”吊针续命。

从特朗普的视角来看，拜登政府已经通过《芯片法案》对英特尔拨款22亿美元，现在还有57亿和32亿美元两笔拨款需要拨付。与其是一去不复返的拨款，不如换回10%的股份。但这是谁算计了谁还不好说。

在《芯片法案》里，拨款是有返还条款和利润分享机制的。也就是说，如果不达到协议规定的KPI，英特尔是需要把收到的补贴返还给美国政府的；如果公司利润超过预设条件，多出来的公司盈利也要返给美国政府。

但是美国政府购持股份协议之后，这些返还和利润分享机制都作废了，实际上取消了英特尔不进则退的压力，“过度滋润”后的盈利返还本来就不是问题。英特尔在得到《芯片法案》资助后能不能在技术、工艺和影响上翻身，本来就是广泛存疑的问题，通过股份与美国政府绑定后是否会重蹈欧洲政府控股大公司的覆辙，很值得观察。

在更大范围里抑制新兴势力的成长是更大的问题。美国军工尽管陷入“五大”垄断时代，但大门并没有完全关上，尤其在信息时代，依托硅谷土壤生长、染指军工依然是可行途径，帕兰蒂尔就是例子。

这是彼得·蒂尔等人通过风投创建的创新公司，专注软件和数据分析，主打军警大数据、AI和图像分析等。相对于洛克希德、波音等的营业额，帕兰蒂尔依然是“小公司”，但在日益信息化的今天，作用十分重要，也因此成为卢特尼克（其实是特朗普）垂涎的目标。

帕兰蒂尔正在大力拓展业务领域，努力进入民用领域，已经在电子病例记录等民用大数据方面站住脚，野心则是更大范围的政府和商务云计算，用户端不再需要安装软件、维护数据库，只需要通过网上定期或者按需付费服务，就可由专业公司代劳。

这是潜力巨大的领域，有望引起办公自动化的新一波革命，具有降低成本、提高速度和效率、便于全球部署、性能和可靠性与时俱进的特点。政府持股有加速政府中应用的好处，也有抑制竞争私企崛起的坏处，更有安全和地缘政治壁垒对业务全球化的影响。

重要的是，现在只是开头，可能预示着在再工业化中，美国政府将更加主动直接深入广泛的介入。

美国正处在财富快速增长与相对衰落并存的奇怪时代，去工业化是美国相对衰落的根本原因。

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唯一超级大国，2024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份额35%，2023年中国制造业贡献了50000亿美元的产值。但美国依然是制造业大国。按照世界银行数据，2024年美国GDP中9.98%来自制造业的贡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则报告2023年美国制造业贡献了23000亿美元的产值。按照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局（NIST）2022年报告，美国制造业占世界份额为15.1%，但按照现在趋势，2030年时可能进一步下滑到11%，而中国上升到40%。

美国的问题是有竞争力的制造业越来越少，现存制造业里很多是由于地理便利和生活习惯所以受到“天然保护”而幸存的，比如天然气化工产品、木质建材、食品、日常轻化产品（牙膏、肥皂、洗发水、洗洁精等）等，具有“世界范围流通性”的工业产品常常因为竞争力打不过外国（尤其是中国）产品而节节败退，汽车工业则需要直接对中国关门才能保护。

军工和信息工业是仅存的尚有竞争力的工业，但也越来越不能打了。更加使得美国揪心的是，军工和信息工业正在进入成本-竞争力-创新的死循环，创新的轮子越来越慢，成本越来越高，形成生产力（或者战斗力）越来越晚。

美国曾经独处世界食物链顶端，任何挑战者都被轻易捏死。但中国崛起不一样，按不住、勒不死，不顾各种禁运而生长出来自主科技和经济生态，不仅在国内茁壮成长，还蔓延到国际上，从底层开始挑战美国主导的科技和经济生态。

中国的成就是在“国家指导下的市场竞争”中取得的，这也成为西方试图模仿的，“政府需要积极主导经济和科技发展”就是后自由主义的信条，与“政府需要在竞争中保持中立”的自由主义信条恰成对照。特朗普“跟着感觉走”，但万斯恰好是后自由主义的年轻一代领军人物。

东施效颦的错误不在于爱美，而在于模仿错了地方。中国的国家指导和扶持主要用在从无到有地打造和壮大新兴产业，在现有产业中则是鼓励有序竞争、自我造血，落后产能更是要有序退出。美国则是要用“政府的手”代替“看不见的手”，使得活力渐失的现有产业重回健康发展。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

不管是波音还是英特尔，从曾经的辉煌到如今的飘零，不把衰落之路的根本原因弄清楚，难以逃脱“路线错了，越干越错”的结局。从大环境、小环境、经营策略、技术路线出发，各种分析汗牛充栋，但药方苦口。在2000年网络泡沫和2008年金融泡沫破灭的前夜，各种分析和警告已经很多，但还是不乏有人无法抵御“最后一桶金”的诱惑。波音、英特尔还远没有到泡沫破灭的地步，如何有动力壮士断腕？

肯定会有人提醒美国，英国已经走过国有化再私有化的路程。问题是今日美国情不自禁要走（至少部分）国有化道路的原因和60年代英国有点相似，但英国80年代再度私有化的环境不再存在。那时英国彻底放下了大国梦，傍附美国，才敢壮士断腕，因为自忖不再靠自己打架，不需要手臂和手腕了，而不是指望二十年后再长出手臂和手腕来。美国有谁可以傍附呢？

美国依然有红花企业，但绿叶企业越来越稀疏，最后红花也开始枯萎了。美国需要重新繁茂起来的绿叶，才能有红花的重回健康。这是再工业化的深度和广度问题，更是速度问题。但再工业化最终是竞争力的问题，或者说是成本-效率问题，只有相对于世界上主要竞争者虚高的美国人均GDP重回合理区间，才谈得上竞争力重建。但到了这一天，美国也就不是灯塔了，只是路灯而已。

特朗普是个不信邪的人，不干一干怎么知道呢？他还是会继续他的“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是西方媒体调侃的说法，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变体而来）。现在只是英特尔10%为国有持股，还会有更多。卢特尼克不是在信口开河，他本来就只是特朗普的“部长级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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