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岑少宇】

疫情进入2022年，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球范围大规模传播。临床医生普遍认为，无论从致死率还是住院率来看，奥密克戎的毒性都要弱于德尔塔，更弱于疫情早期的毒株。

上周，《柳叶刀》杂志发布了关于奥密克戎毒性的大规模统计研究。英国卫生安全局（UKHSA）收集了从2021年11月29日到2022年1月9日的英国英格兰地区新冠确诊数据，总数高达151万例多患者，其中106万例多为奥密克戎感染，应该说能够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

和德尔塔相比，感染奥密克戎的整体住院风险下降59%，就医风险降低44%，感染后28天内死亡风险下降69%，充分印证了临床医生的“感觉”和一些小规模的统计。

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否真能把奥密克戎当作“大号流感”，就成了一个在国内外都非常热门的话题。

比如，英国的《金融时报》就煞有介事地发表文章，声称感染奥密克戎的致死率（IFR，infection fatality rate，也有用risk或proportion的）已经低于流感。只不过，它用来对比的数据是新西兰流感……

为什么这么麻烦要用千里之外、总是被人遗忘的新西兰？

因为它引用的新西兰流感IFR是0.039%，那么英国呢？哪怕在2009年H1N1大流行的时候，9-12月也只有0.009%，6-8月只有0.005%。

显然，拿英国的流感数据比，就不大好说是“大号流感”了，得说“大大大大大大……号流感”。

老牌媒体《金融时报》“从善如流”，受到批评后，马上改掉了数据的新西兰来源，但结论却不变，计算出的流感数据范围还是和新西兰那个差不多，反正其中有需要估计的部分，继续玩数据就行

暂且把《金融时报》玩弄数据的行为放在一边，我们其实本来就不必过于纠结在新冠与流感的比较上。

首先，季节性流感和新冠都没有什么将要“灭绝”的迹象，未来两者很可能同时与人类共存。

即使新冠的致死性真降到和季节性流感一样，也不意味着流行季的呼吸疾病死亡人数、对医疗系统的压力就会回到过去，极可能仍大大高于曾经只有季节性流感的时候（当然会小于两者的简单相加）。可见，考虑“常态化”的情况时，单看新冠或流感的数据未必恰当。

真实世界数据应当可以看出这种叠加的压力，但国内由于疫情管控得好，对此几乎没有一手的数据和体会；而海外由于疫情严重，新冠致死仍然大大高于季节性流感，大概也难以顾及真正的“常态化”是什么样，还没心思想这个“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的问题。

其次，流感并非什么“金标准”。

对于人类来说，防护疾病要付出经济社会代价，避免疾病的损害也可以挽回可能的经济社会损失，孰轻孰重，不同社会判断标准迥异，对死亡人数的承受力也各不相同。

人类与季节性流感共存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判断人类能否与其他疾病共存的标准。只是恰好有这么个疾病，其传播力、危害性、防治代价的组合，落在各个社会大致都能够接受的范围内。

每一起死亡，对个人、家庭、朋友来说都是悲剧，但从社会角度而言，这个“可接受范围”不易估计，却真实存在。其他传染病在这些方面的组合，也可能落在“可接受范围”内，并非要与流感一模一样。

综合上述两点，在探讨时一味比较流感和新冠的数据没有多大意义。并不是说新冠的致死性降到流感水平，就必然要放松管控；同样，也不是说，只要还没降到流感水平，就一定不能放松管控。

放松的标准应该基于经济、社会、医学等等的综合考量。由于新冠疫情形势已可以分成“中国”与“外国”，评估经济得失要包括国内外循环，变得非常复杂。即使只看医学方面，也要考虑呼吸系统传染病带来的总体压力、死亡人数的社会承受力、后遗症的影响等等，绝非新冠PK流感就能概括。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被归为新冠后遗症的传言、报道很多，但目前还没有发现学界公认的严重后遗症。患者如果得小儿麻痹症致残了，可以定伤残等级，对社会生产、保障带来的影响，也有比较成熟的衡量方法，但新冠最多的后遗症只是乏力、气喘、疼痛，很小部分的患者据称有认知障碍等，准确评估这些症状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容易。

而且，很多研究其实基于前期“更猛”的毒株，对奥密克戎的后遗症研究仍不充分。但目前也没有迹象表明，这个更弱的毒株，反而会产生更强的后遗症。

第三，放开管控很可能是个动态过程，过于注重新冠和流感的“静态”数据比较，反而容易误事。

新冠的一大威胁是医疗资源“挤兑”。即使“后疫情时代”呼吸系统传染病的各方面组合落在前面所说的“可接受范围”内，成为一种“新常态”，但只要在从目前的“管控常态”向“新常态”转换时举措失当，依然可能造成部分地区医疗资源“挤兑”，导致不必要的损失。

跟踪当前及未来主要流行毒株在占据优势地位后的致死率、重症率、住院率等数据固然重要，也要关注它们在蔓延过程中，对重症率、住院率的影响，才能更好地制定动态策略。

进一步地，建模者是否能够深入理解中国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社会在生活方式、医疗资源上的不同，对新冠在不同地区的传播和“医疗挤兑”风险做出比较准确的估计，是颇具挑战的“技术活”。

能落在中国“可接受范围”的毒株目前还没有出现，如果哪天出现了，主要数据也在国外，如何获得准确数据？如何在模型中对接上中国国情？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但如果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做好，那么为求保险，也就不得不进一步延后放开管控的时间。这些都远远超出目前舆论中常见的新冠与流感的数据比较。

最后，在技术层面，数据的不确定性导致很多探讨成了围绕数据的无意义争执。

每年季节性流感的严重性是不断变化的，数据会有不小的浮动。选用什么数据，都能撕上半天。

有些数据本来就不可能拿到准确值。在统计上，WHO的分类将流感与肺炎合并为一个大类，流感可以认为是其中的J09-J11三项。如果要统计总人口中流感与肺炎的死亡人数，大致还能得到比较可靠的数字，但也不会完全精确。

比如，流感导致死亡的并发症很多，不只是肺炎，这些病例就可能缺失。

如果要只统计流感，那么遗漏的可能性更多。比如，肺炎死亡患者也未必都进行流感检测，或者因其他并发症死亡的患者，在患病后期才就医，呼吸道样本可能已经检测不出流感等等……

如果统计感染者中的死亡率（IFR），数据问题还要大。流感患者未必就医，不会被统计到患者总数里，死亡率的分母就偏小了。新冠也有类似问题，除了中国这样完全管控，几乎不可能漏过一个感染者的情况，其他国家的真实感染人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笔乱账。

在一国范围内，即使得不到准确数据，凭借数据模型和流感检测系统，比较不同年份流感的情况，依然是有指导意义的，至少系统误差相对小些。但直接比较流感和新冠，甚至是不同国家的数据，系统误差就会大很多，意义有限。

哪怕只看新冠致死人数的比较，也能发现很多问题。国内的数据基本是在医疗系统没有承受巨大压力下得出的，与放开管控比可能偏低；国外目前的新增数据，是在大量人口已经感染过新冠的前提下得到的，直接挪到中国头上，也会偏低。

反过来说，即使放开管控，总体而言，中国民众依然可能保持比国外民众更高的防疫意识，这是一个能有效抑制传播，减少“医疗挤兑”风险，降低致死人数的因素。

而疫苗注射率，特别是老年人注射率，以及主流疫苗种类的差异，会带来更多变化。问题的复杂性使得一些对数据来源、背景欠缺考虑的粗疏比较失去意义。

新冠与流感值得比较的地方，或许在于变异。有人说：“新冠肺炎病毒的变异是它非常重要的特征，谁也不能保证奥密克戎株就是最后的一个变异株。”言下之意，现在不开放的原因之一，是不知道未来会产生什么。

然而，这点恰恰不应该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新冠的变异速率不如流感，很多人设想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超级毒株”，这种可能性在流感上也完全存在，甚至或许更大。至于突破疫苗保护，流感更是“典范”。

不能排除所有可能性是科学“非常重要的特征”，不应基于微小的可能性来制定政策，那样反而是一种消极、保守的行为，人类将寸步难行。哪天当新冠真与人类“共存”了，也只是危害下降，还是会感染大量人口，变异的机会依然巨大。用“怕变异”的思路考虑防疫，岂不等于要永远封控？

流感变异快，人类的策略是立足真实世界的情况来应对。病毒突破了疫苗，人类就加快疫苗的更新，病毒杀伤力变强成为“大流感”了，人类就落实更多的防疫措施。这才是积极、有效的行为。

奥密克戎显然不在中国社会的“可接受范围”内，如果它真是“最后的一个变异株”，意味着我们要么长期无法放松管制、承担高昂的防疫成本，要么被迫放开，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那样才是我们真正的不幸。

好在变异永远存在，我们应该冷静地等待新的主流变异株。变异虽然随机，但在自然选择机制的作用下，传播力更强、致死性更弱的定性规律往往还是成立的。希望一种真正温和的新冠毒株尽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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