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发现，2010年之后我们就开始减速了，现在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减速是长期的、结构性的、是供给侧的，不是因为金融危机，不是因为需求侧不足，不是周期性因素。

我们来看看这和前面有什么关系，第一是发展阶段变了，人口转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就是负增长了，人口抚养比提高，同时也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传统的增长源泉都发生了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之后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乘以劳动参与率，叫经济活动人口，经济活动人口稍微滞后一点，最近这些年也有了下降的过程。

这些都会影响资本回报率，特别是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过程当中，会遇到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影响劳动力供给。因为新增人口减少，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也就放慢了，劳动力转移地相对充分了，尽管我们农村还有富余的劳动力，但是不像过去那么大规模了，因此资源重新配置、改善生产的空间，也就缩小了。

所有的这些因素你再把它放在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里面，就会发现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其实是下降的。我们过去推算，十二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从过去的10%降到了7.6%，后来证明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是7.8%，十三五时期，我们平均就降到了6.2%，这都是正常的，是发展阶段决定的，你已经不再是二元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了。因此我们担心我们的增长速度，但要看到的是，十三五时期我们的潜在能力增长是6.2%，这个增长速度是充分就业的增长，我们前几年已经保持很高的速度，今年降到了6%，也完全符合潜在增长能力，就业仍然很充分，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这是我们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表现。

从这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还是有挑战的。第一是要认同我们进入到了刘易斯转折时期，但是仍然处在这个时期，直到我们进入到所谓的新古典增长，都应该是在这个转折时期。转折时期遇到的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是像低垂的果子一样举手可得的经济源泉不再有了，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也慢了，百年树人的效果就要体现出来了，培养人力资本需要花时间。资源重新配置这样的改善生产率的途径，空间也缩小了，因此不那么容易实现高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转向高质量发展，就是靠生产率的进步，推动经济增长。

第二，我们的增长还要靠改革，挖掘传统潜力也要靠改革，开发新的创新源泉也要改革。但是这个改革也遇到了一个问题，不像过去那样是帕累托改进的，到处是机会，而且我改了这个东西就有利于一部分人，其他人也不受损，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今后的改革就更加艰难，会遇到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因此我们进入到了一个爬坡阶段，高处不胜寒，越到高处，你前进的步伐就越艰难。

这些问题出现以后，我们面临的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去年的中国人均GDP达到了9971美元，离1.2万美元的高收入门槛很近了，如果按照去年的增长速度来看，今年增长，明年再增长，大概明年年底就可以到1.2万美元。这样来看，好像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不再重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当一个国家到达了中等偏上收入的行列，进一步到达接近高收入门槛的地方，甚至略微跨过这个门槛，恰恰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都减速了。同时，国家之间分化，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会有一些特殊的、艰难的任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前面所说的找到新的增长源泉很难，用改革促进新的增长源泉的也不是那么容易，这就是我们今天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要素驱动型的源泉不太可靠，不能支撑高速增长了，越来越需要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二，全要素生产率过去是靠比较容易的方式，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资源配置就带来了很高很快的生产率提高，这些在未来会很少，越来越多地是要靠企业之间的重新配置。我仍然把全要素生产率看作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这个效率要在工业内部。第三，产业内部，企业之间进入、退出、生存、死亡，产生创造性的破坏，才可能提高生产率，而创造性的破坏是一个最难建立的机制。

总结一下我的演讲，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看到每一种理论单独解释完整的事实，特别是这四个发展阶段都不足够。同时我们会很容易得到理论——西方的理论、已经发展出来的理论不适合解决中国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也不完全对，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现实状况。因此，这个时期需要我们吸纳不同理论的营养，去针对中国的更丰富多彩的现实，针对各个国家千差万别的事实，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做更多理论的提升、修订、发展、集成、整合，这个工作做完了是什么？就是中国特色的、中国气派的发展经济学，这就是今天我讲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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