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并非凌驾一切，但西方已经将其歪曲为“为所欲为”

观察者网：您多次在外网讨论“免于恐惧的自由”。最近因中国加大免签政策的力度，许多外国人，尤其是年轻女性来到中国后，都体会到了您所说的这种“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引发了我对于“自由”定义差异的思考。在中国语境下，在某些层面，无节制的自由并非好事。这个社会的运行需要纪律、遵纪守法，不能为所欲为。西方的自由往往意味着，街头抗议、任意批评政府的自由；而中国的自由更侧重于民众有饭吃、有房住、国家不被欺凌。您身处西方，却似乎拥有典型的“中国式思维”。您认为西方有可能更全面地理解自由的含义吗，也就是说能够懂得您说的，免于恐惧的自由才是更宝贵的自由？

阿诺德： 这是个宏大的话题。我曾与法国一位顶尖的知识分子辩论过，他曾是五位法国总统的高级顾问。他告诉我，历史最大驱动力是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但我对他说，在中国，情况几乎相反。

如果你观察中国的王朝周期律，鼎盛时期往往是秩序与和谐的时期——万物井然，各安其位。而当王朝开始衰落时，西方定义的“自由”就开始渗透：地方军阀割据、社会动荡，言论愈发“自由”（如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自称耶稣胞弟等随意言论），社会辩论增多，冲突加剧，最终导致失序、混乱、内战，开启新一轮循环。因此，中国人将这种自由等同于坏消息，意味着乱世将至。

中国的核心价值是秩序与和谐。西方定义的绝对自由，往往与混乱无异，是秩序的反面。但中国对自由的定义，其实西方也曾拥有。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著名的“四大自由”演说中，就包括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他指出，如果你生活在恐惧中，比如女性夜晚不敢独自上街，那你毫无自由可言。同样，如果你贫穷潦倒，买不起任何东西，你也不是自由的，你是贫困的奴隶。遗憾的是，如今西方将自由狭隘地定义为“个人为所欲为的权利”，但这往往是以牺牲其他自由为代价的。

例如，中国扶贫需要限制部分个人自由。为了消除贫困，政府有时需要将居住在深山老林、远离基础设施的人迁出来。搬迁可能限制了个人原地居住的“自由”，但最终让你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你的孩子能接受了教育，家庭有了出路。再如“免于恐惧的自由”，就需要限制持枪的自由。美国人认为持枪是个人自由，但这导致许多人生活在恐惧中，整体自由反而受损。

我们曾理解这一点。法国国歌《马赛曲》中的“自由、平等、博爱”中，就表明自由并非凌驾一切，它需要与其他价值平衡。不存在无条件的绝对个人自由。我们需要重新学习这一点。

随着单极霸权的终结，真正的跨文化理解必将回归

观察者网：您关注的另一个有趣的话题是“上帝与中国世俗主义”，还专门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引来很多讨论。是什么契机让您关注这个话题？您认为中国的世俗主义并非缺乏信仰，而是直面人性本身。在处理21世纪全球意识形态与宗教危机时，这种独特的世俗密码能为混乱的世界提供某种启示或方案吗？

阿诺德：利玛窦（Matteo Ricci）的故事最能解释这一点，这也是我研究该课题的初衷。这位著名的耶稣会士最初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他起初打扮成佛教僧侣，以为这样更容易被接受。但他错了，因为他很快发现当时的中国已是世俗社会，士大夫阶层（Mandarins）与政府事务是和宗教分离的。没人理会一个和尚讲经。

于是他改穿儒服，为此他必须研读中国经典。这让他深受震撼，并将四书五经翻译成拉丁文引入欧洲（16-17世纪）。当时欧洲还处于神学统治状态，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等人正苦于政教不分。当他们读到这些典籍，发现东方竟有一个完全基于理性和道德治理的庞大文明，深受启发。伏尔泰甚至在自己的书房里只挂孔子的画像，并穿上儒服。可以说，中国的世俗治理模式是驱动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外力之一。

很多人误以为中国的世俗主义源于共产主义，这完全搞反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儒家传统就是世俗的，这深植于中国的DNA中。我想纠正这一偏见。

观察者网：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文明共存。您引用了《三体》里的话“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来批评西方对于中国的崛起表现出的傲慢。您或许知道，中国哲学倡导“美美与共，各美其美”，推崇国际关系中的和谐共处，这与西方数百年的扩张性历史倾向形成对比。我们都知道，法国人也以自身灿烂的文明和历史为傲。作为一名常运用中国哲学挑战西方叙事的法国观察者，在您看来，不同文明和平共处的终极路径是什么？

阿诺德：我们法国人确实为自己的历史而骄傲，我的祖先世代为法国人。但我认为，如果你真的热爱自己的文明，却在理智上拒绝多样性、强迫别人同化，这是自相矛盾的。

刘慈欣《三体》中的名句 元宝AI生成图片

如果你真爱自己的文化、语言和风景，你就该明白这些东西是无法普世的，它们只属于这片土地。强迫文化普世化，实际上是在剥离其独特性，直到它变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平庸产物。因此，如果你热爱自己的文化，就应该坚持文化的多样性，否则你的文化将不再是你的文化。

自由主义声称庆祝多样性，却又要求所有人收敛于同一套普世价值观——必须是个人主义、选举民主、公民社会和抗争性政治。这不是多样性，这是披着多样性外衣的单一文化。真正的多样性是接受其他文明基于截然不同的原则组织生活，这不是缺陷，而是值得保留的财富。

我对此抱有希望。西方过去的傲慢源于工业革命后的权力失衡，那时的西方人不需要理解别人，只需用武力迫使你们屈服——比如鸦片战争，英国根本不想了解中国为何拒收鸦片，直接用炮舰逼你们购买。但随着多极化到来，这种逻辑行不通了。中国太强大，没法逼它买鸦片；也没法强迫俄罗斯或伊朗。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学会理解他人。如果你不能用武力强迫别人，你就得用道理说服，而要说服别人，就必须理解他们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从结构上讲，随着单极霸权的终结，真正的跨文化理解必将回归，因为这是唯一的选择。

和平共处不是修辞装饰，而是操作准则

观察者网：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和平共处”的视频，讲述了二战以来中美合作的重要历史成就，传达了对中美和平共处的期待。根据您的观察，中方的友好善意和哲学，美国能听进去吗？

阿诺德：首先，重要的是要理解，对于北京来说，和平共处不是修辞上的装饰——它是中国自1954年采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的外交政策基石。我有幸受邀参加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活动。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领导人对中国外交的自我认知始终如一，而且这不是用来装饰的愿景和期待，而是操作准则。

5月11日，外交部发布的《和平共处》视频截图

至于美国是否会领会这一信息，与许多愤世嫉俗者不同，我实际上是谨慎乐观的。我常常喜欢提醒人们，权力的有无，不在于你想做什么，而在于你能做什么。事实是，即使美国想逆转中国的崛起，它也根本做不到——中国的崛起是结构性事实，而不是可以撤销的政策选择。

这意味着共存不是若干选项中的一个，而是唯一选项。我认为华盛顿正开始内化这一点。

看看最新的美国美国2025版《国家安全战略》它抛弃了原先将中国定性为“美国最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的提法，明确拒绝其所谓的“命运多舛的全球霸权概念”，转而认可“全球和地区力量平衡”。今年1月的《国防战略》则走得更远——它直接将中国描述为“世界第二大强国”，没有出现意识形态的谴责。这是语言措辞上的显著转变。

这并不意味着对抗结束了，但它表明，中国作为世界上同级别对手这一结构性现实，正慢慢被吸收进美国的战略思维中。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