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复出歌坛的顺利与对艺术更深的理解，在千禧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张国荣雄心勃勃地开始筹备他的《热·情》演唱会。他亲自担任艺术总监、凭借他的电影造诣在国际上的名气请到了让·保罗·高缇耶为自己设计定制全套的演出服装，提前很久进行身材管理，把微胖的身材练成了一身精瘦的古铜色肌肉。整场演唱会有一条完整清晰的美学逻辑，用全新的编排串起他经典的老歌与新歌：从缀满羽毛的天使，到徜徉人间的凡人，到头顶逆十字的路西法，象征柔美的长发与象征阳刚的胡须，象征力量的肌肉与象征飘逸的裙装，两种风格的美在一个本身具有美学天赋的人身上融合，今天回看这种打破二元对立界限，追求艺术突破的理念依旧先锋，先锋到你会忽略这些是26年前的作品。

张国荣在《热·情》演唱会上的造型之一

这种先锋感与前瞻性，在结尾的“安可”部分，那首穿着浴袍、赤足演唱的《我》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只一种

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

这是《我》最好的一个版本，在歌者带有强烈个人表达性的演唱中，那种对于个人主体性的赞美，对于多元性的包容，对于追求理想的光明磊落达到了高潮。这样的表达在今天已经成为更广泛的共识和让无数年轻人深深共鸣的时代思潮，以至于今天无论在网络的哪个角落，如果有人说一句“我就是我”，后面一定会有人接“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至此，张国荣的音乐生涯完全脱离了上一个时代的印记，引领了新千年最潮流的表达。

然而当他满怀“这样的创作只有在我身上可以实现”的自豪和对“大家发现张国荣变得更强”的期待奉上这个作品时，天塌了。

此时的香港已经不是80年代那个蒸蒸日上，对一切新锐事物都热情拥抱的大都市了，它变得庸俗、市侩、短视，香港的娱乐记者、“狗仔队”也“进化”成了为了迎合低级趣味搞个大新闻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存在。他们用极尽夸张的文字渲染他“扮女人”“像贞子”“阴风阵阵”甚至以拍到张国荣的“裙底风光”为乐（于是他把服装改成了裤子……）在这种充斥着低俗的差评中，高缇耶怒斥香港媒体品位低下，宣布“再也不与亚洲艺人合作”。张国荣尝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新的开始，但很快结束了

遭遇挫败的张国荣依然是香港人气很高的大咖，他参加的活动依然一呼百应，人潮汹涌，但作为已经“升格”为艺术家的他来说，他的“心气”变了。就像10年前逃离饭圈那样，“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不能再纠缠下去，他需要一方天地重启，需要呼吸新鲜空气，需要找到新的灵感继续前进，而此时广阔的祖国内地，又一次成为他的充电站。

《热·情》演唱会来到了内地巡演。这一次，他接收到的是来自观众和官方媒体的双重肯定。巡演的上海站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连开两天，这场演唱会的观众互动部分录音今天还能在网上找到。

张国荣：“怎么样，让·高缇耶的衣服还是很不错的对不对？不愧是天下第一哈~”

全场一起：“对！”

张国荣：“很高兴能穿到他的衣服，也很高兴能在这里唱歌给你们听！”

而央视对于这场倾注了他心血的演唱会也给出了“从表演形态，艺术理念，服装道具，观众反响都代表着中国演唱会的最高水准”的很高评价。

在上海、杭州、昆明、南京等地巡演期间，张国荣这个“香港人”有了大量的时间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在大多数人都不认识他的松弛环境里让自己的心态和体验都慢下来。不久之后，他把这段时间拍摄的照片出了一本写真集，在这本集子中，他穿着最普通的黑白条T恤，卸下了所有偶像的装饰，像一个普通的游客一样，在西湖泛舟，在上海的咖啡店里翻杂志，在公园蹲着围观老大爷下棋……

封面是他在北京与天安门广场红旗的合影，当时恰逢国庆，北京的大街小巷都飘扬着红旗，他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把写真集的名字命名为《庆》。在写真集的前言里，他写道：

“庆幸能在过去的一段日子，练就一身本领，能让我在若干不能预计的情况下一一应付自如！

亦庆幸有一群不可多得的追随者，历年来给与我无限的支持及信任！

更庆幸能够看到拥有几千年文化的这块土地正逐渐迈向一个新纪元！

红旗飘荡，国泰民安。

《庆》”

张国荣的一生都活得非常紧凑，似乎并没有过真正的“gap”。2000-2003这2年（抛开最后重病和2000年大量的巡演，大约只剩一年多到两年的时间），他除了拍摄两部小成本影片，工作中最大的部分是逐步把精力放回电影，并且将未来的眼光放在了内地即将如火山喷发般的电影市场。

关于华语电影的未来和出路，他其实早就有比同时代电影大咖更清醒和敏锐的认识。他曾经在访谈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问我遗憾呢，其实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憾事。反而是有一件事，我觉得挺开心，就是我没有去好莱坞。”

“你知不知道马上97年了，大陆有很大的潜能，他们的市场很快会有打开的时候，我想到了那个时候美国都要过来求我们拍不拍戏。所以这么大的市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一套班底。有段时间香港拍了好多烂片，现在留下来的这班人呢，都是真正有实力的，台前也是，幕后也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应该要自强，去拍一些好的东西，去达到国际水准，这样不是更好？对不对啊？”

和后来香港电影人北上那种“只要内地资本和市场，但男主只能是香港演员”的思路不同，在最后的时光里，张国荣倾心竭力筹拍的第一部电影《偷心》，担纲主演的也全部都是大陆的新生代演员——胡军、宁静。此时正是中国电影工业起飞的前夜。

但是最后的这一次“超前”的努力，也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成功。属于“导演张国荣”的故事戛然而止了。

结语

随着张国荣离世的时间线距离我们越来越远，大众对于他的讨论中“悲伤”“惋惜”的情感逐渐淡了。但张国荣作为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对于中国流行文化工业的影响力却并没有因为他是一个“故人”而消退。因为他所创造的产品，绝大多数成为了具有文化流传度且不可复制的“孤品”；而他从1977年出道以来的职业道路也像教科书式的孤品一样，描摹着一个艺人职业生涯的“完美”道路。

如何出道，如何沉淀，如何飞升，如何面对粉丝与恩怨，如何处理感情问题，如何在巅峰期转型，如何跨界，如何用艺术性增加自己的厚度，如何突破世俗的偏见为自己破局……每一个章节单拿出来，都值得今天依然需要面对这些问题的偶像后辈们学习和仰望。

另一方面他的“完美”也一定程度来源于幸运，天赋和努力又恰好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卡点”——20-30岁遇上了香港流行乐坛的巅峰，30-40岁遇上了中国第五代导演和香港黄金时代导演的创作巅峰，千禧年的自我进步又差一点跨入了内地电影市场的高速列车之门，可惜最后一关稍稍踏空了一步。

他偶像生涯的终点是将自己从里到外打造成了一件“艺术品”，但一种宿命式的悲剧感又使得，当他作为一个鲜活肉体生命的容器无法再滋养和承载“艺术”的诉求时，他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结局。“我听人讲过，这个世界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一直飞啊飞，飞到累了就在风里睡觉……这种鸟一生只可以落地一次，那就是它死的时候。”这句《阿飞正传》里张国荣的经典台词多少有点像一句谶语。

但艺术与记忆永存。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