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鹿晗工作室就出来辟谣，称谣言止于智者。不过，那一年鹿晗明面上总共赚了多少钱，是有公开数据的，2017年，鹿晗在中国名人收入榜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范冰冰，总收入为1亿8000万人民币。而同一年，日本收入最高的男星进账多少呢，日本媒体给出了一份推测榜单，其中收入最高的男明星是福山雅治，高达7亿日元，折合人民币4000万，第二名是堺雅人，就少很多3亿8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2500万，第三名木村拓哉，2亿7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760万。我们看到这三位可以说无论是资历还是作品还是国名度都与“小鲜肉”不可同日而语的大咖。日本方面的女明星收入排第一的绫濑遥是4亿1千万日元，相当于2000多万人民币，而那一年中国登顶明星福布斯的是一位女明星，范冰冰，2亿4000万人民币。

如果只算片酬的话，中日演员的差距就更加明显了。由于日本的电视剧制作模式基本上是由电视台制作，而非中国的影视公司制作卖给电视台，所以给演员的开价单集不会太高，一部10集的剧，每集的主演片酬也就在100-300万日元，也就是6万5到20万人民币的样子，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最红的日剧女演员绫濑遥2016年的单集片酬折合20万人民币，而出演现象级电视剧《逃跑可耻但有用》的新垣结衣每集的收入是170万日元，也就是10万人民币多一点儿。同一时期，中国同等咖位的孙俪接拍芈月传是70万人民币一集，但是，芈月传有整整81集！

根据日本媒体公布的数据，日本演员平均收入是146万人民币，而处于食物链底端的偶像只有人均46万人民币。看到这里你再去看马上要上映的《唐探三》，陈思诚一口气把国民好感度高的日本老中青演员包圆了的操作，除了情怀之外，还有就是真的便宜啊。这里比较收入并不是说谁对谁错，谁应该学谁，只是想说明，日本艺人的收入真的还没有高到足以让他们快乐到承担所有的压力。

不过和赚钱模式不同相对应，在中国，稍微大牌一点的明星往往是自己做老板，组建自己为中心的明星工作室，自己赚钱养团队。而日本的艺人大多数是艺人事务所制度，明星相当于是事务所的员工，而和日本企业的年功序列制和终身雇佣制相对应，每一个艺人的职业生涯也会被打上事务所的标签，一旦被雪藏几乎没有翻身的希望。而事务所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以及日本自身的社会风气，会对艺人的风评极度敏感。只图流量的“黑红”路线肯定是走不通的，像国内一些明星越是放飞自我越是人气高的情况也是罕见的，丑闻只会带来一时的话题，随之而来的则是迅速沉沦。如此这般，对于大多数日本艺人，尤其是脚跟未稳的年轻艺人来说，在公众面前只能是一种形象，那就是正面形象。在这样的压力下，艺人更是需要对礼节、言论事事小心，处处在意，还要时刻元气满满，把最正能量的一面展现在大众面前，某种程度上也需要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波动和喜怒哀乐。

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娱乐圈让我们有时候匪夷所思的“添麻烦文化”和“谢罪文化”。前段时间娱乐圈有一件让我觉得非常莫名其妙的事，那就是杨紫和吴亦凡两家的粉丝围绕《青簪行》这部剧展开的所谓“撕番”大战。在粉丝看来，“谁是一番”也就是谁是这部剧的绝对主演，以及随之而来的海报上谁战C位，是一件最最重要的“路线问题”，片子的质量不重要，成绩不重要，自家偶像No.1的排面才最重要，不是一番，自家偶像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是一番，就是自家偶像的实力和努力被错付了。甚至不光是一番，在肖战主演的电影《诛仙》中，谁是“主二番”也让两位女明星的粉丝着实撕扯了一通。现在嘛，尘埃落定都不用撕了，金扫帚奖一人一个抱回家走好不送。

其实一听“番”这个字就知道这种所谓的番位之争是日本娱乐圈的舶来品。然而在日本娱乐圈，固然你是一番你老大，大家都围着你转，但是如果你担纲的剧或者电影扑街了，你要承担主要责任，甚至是道歉谢罪。日本著名演员石原里美就曾经因为自己一番的电视剧《高岭之花》收视不佳，而当众失声痛哭并且道歉：“我没有赢，所有责任都在我身上，给大家添麻烦了真的十分抱歉”三浦春马也曾应为主演漫改电影《进击的巨人》恶评如潮而陷入事业的低谷，网上一位曾经和三浦做过室友的小哥也提到，说起《进击的巨人》，三浦说自己对不起漫画粉丝，至今不敢去看这部电影。不知道我国那些热衷番位的明星会不会在收视或者票房扑街之后，像撕番位时那样积极主动争着出来“我是一番我道歉，你们都别跟我抢啊，谁抢谁不给我面子”

然而日本艺人的道歉还有更奇葩的，前段时间日本知名女星佐佐木希的丈夫家暴出轨，甚至给出的出轨理由是佐佐木希家务做不好，家里太乱，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受害者的佐佐木希居然出来公开道歉，她说：“这次丈夫的丑闻给大家带来了不愉快，给大家添麻烦造成了困扰非常地抱歉”更有甚者日本女团成员山口真帆因为在自家门口被两名男子捂住嘴，险些被性侵，最后居然是她自己站出来向歌迷90度鞠躬道歉，“不好意思给歌迷造成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