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玮】

2月，孝感某街边停车场一毒贩驾车慌忙逃窜，一辅警被擦撞后重摔在地，另一民警抓住车窗内毒贩手臂，被拖行30多米后仍不松手。监控视频流出后，网友致敬英雄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也有人提出了疑问：

“为什么不直接击毙？不专业！”

“警察的枪干什么吃的？”

情况如此危机，为什么还不用枪？带着疑问，笔者对话了全国各地多名一线警员。

部分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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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民警小王想说的话很多，又不知从何说起。

在刚刚过去的新春佳节，小王和家人并不好过。面对家人的哭诉和同事的痛心，小王仍旧怀疑——再来一次，自己会不会拔枪？

春节前夕的某次警情中，面对步步紧逼、持刀劈砍的犯罪嫌疑人，小王的手在枪套上摸了又放。最终，他心一横和辅警一起冲了上去……醉汉被制服时，小王的大腿被砍伤淌血不断，同事手臂也被劈砍得鲜血淋漓。

小王的前辈、当地一位从警多年的警察对我说：“小伙子糊涂啊！万一砍到腿部大动脉呢？这种情况，宁可给战友送牢饭，也不想看到他挂在墙上。”

两名警察不幸负伤，在医院跨了一个年。但他们也算幸运，至少没有“挂在墙上”。

另外一位老民警则展示了2017年某现场的一张照片：照片中，一名腰腹部血肉模糊、手掌有多处防御伤的年轻男子倒在街上。照片里的年轻男子阿虎，系S省G市某中队的反扒便衣民警，他在与盗窃嫌疑人搏斗的过程中被刺成重伤。

此事在当地引发了舆情，不少网友炸锅了：民警倒下前，配枪明晃晃地露在腰上，他有枪为啥不用呢？

与之相反的是，近年亦有多起处突民警果断依法开枪，击毙嫌犯或袭警者的案例。

为何一些民警在生死时刻也不愿开枪？他们与主动击发的警员又有何差异？

在试图寻找答案之前，我们得先简单捋一捋警用配枪问题：

1957年，公安部订制了新中国首部警械相关规定,即《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之后，关于警察配枪的法规不断更迭。从普遍配枪导致滥用，到严格管控刀枪入库,再到“昆明事件”后处突反恐配枪，警察配枪存在明显的“周期率”。

严管期间，个别城市还短暂出现过领导加码、从而“枪弹分离”的情况。遇到突发事件，持空枪的警察需与持对应子弹的警察“会面合体”，才能获得武装战斗力。

现在针对如何规范使用枪支，《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国务院令第191号）、《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佩戴使用枪支规范》（公通字[2015]2号）等法规均作了明确要求。

“简单来说，绝大部分一线派出所值班组都配枪了，部分城市执勤交警也会配枪，皆为持枪证的警务人员。枪是流动的，24小时备勤的小组称为值班组，原则上必须带枪。快速反应点例如机场等也必须配枪。”Z市某区的警察阿阳告诉我，“我们派出所换班交枪时，除了交接枪的两人，还有一至两名监交人，接枪人要对枪支进行检验，包括枪支状况，子弹数量，是否上膛等。不过这也不绝对，还得看各地的规定、治安情况和警力。”

笔者在对话中发现，城市和农村、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新农村和精准扶贫期间脱贫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各地的细则也不尽相同。例如，受访民警刘哥所在的城市，要求上一个值班组枪弹入库后再由下一个班组申请出库，为非接触式交接。阿乐所在的派出所，则由所领导和值班组骨干民警分别配枪、接触式交接。阿乐笑呵呵地补充：“我们领导很有担当，遇到突发情况都是所领导带枪先上。”

02

在配枪意愿方面，受访警察们有一定分歧且理由高度趋同：值班时积极配枪的认为“配枪合法合理”、“是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对目无法纪份子的威慑”；支持配枪但自己不愿配的理由多为“治安好用不上”、“枪太重戴着难受”、“不敢用”等。

阿星属于前者，他和辅警曾在扫黑除恶期间突遭黑恶势力围攻并负伤，他表示：“不能谈枪色变。我现在每天佩枪也是吸取了扫黑除恶期间的经验教训。而且辅警们没有警械，生死时刻却也毫不犹豫地往前冲，我作为配枪民警，紧要关头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所长阿明表示：“咱们国家确实整体治安好，但一线危险性对抗也是常态，所以我认为枪不一定会用到，但一定要有。”对于老龄警员不愿配枪，他说：“老同志因为身体素质退化、应急能力变差以及过去缺乏专业训练，也不会让他们配枪。现在警校出来的警察都经过严格的射击训练，派出所平常也有射击训练，每年各省厅还会考核，每两年统一战训啥的。”

民警进行射击训练。新华社编辑 韩旭 摄

一位身处边境、多次出生入死的公安领导阿洪旗帜鲜明地说：“从警十四年，我开过5、6次枪，都是面对生命威胁时的鸣枪威慑。说实话，很多歹徒放弃冲突正是因为顾虑到警察真会开枪，不然谁都可能上来和你干一场。如果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谁还会拼命去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我是积极支持一线民警合法开枪的，出了舆情，我也会查清楚再做处理决定。”

前者的观点不难理解，后者中“不敢开”的理由更值得我们探究。

“我也就在警察靶场走马观花地摸过枪，自觉自己射击水平有限，所谓‘枪在手、心会抖，怕丢怕抢怕走火’。”

“我们当地治安好但鸡毛蒜皮的警情多、警力又少，所以值班时我都把枪锁在所里的，实在不想戴着那么重的东西满辖区跑。”

“若造成人员伤亡，心理负担重。”

偏远G省的一位警察想了又想，再三确保不会暴露个人信息后坦言：“自从十年前张警案判决后，有时我是宁可赌一把负个伤，也不想用枪的。”他口中的张警案，是一些警务人员私下提及、用以警示自己的“前车之鉴”。

当年，法院审理查明，涉事警察在处警过程中，遭到本在斗殴的三名醉汉围攻，被推搡并摔入路边沟里。涉事警察起身退让并掏出手枪朝天鸣枪示警，在被醉汉扑扯过程中再次退让并再次朝天鸣枪示警。随后，四人在抓扯中，涉事民警连续击发三枪，致其中两名醉汉中弹死亡。案发后，涉事民警用手机分别向县公安局和镇负责人报告此事，并在现场等候处理。法院认为，被告人防卫过当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因其他案件立功表现及自首情节依法减轻处罚。最终，涉事民警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尽管受访者们的配枪意愿、用枪情况有别，但枪作为一种高致命性的武器，管控与使用必须慎之又慎。除了人民警察使用武力的高度克制，或许也因为在我国，即使是紧张的抓捕对抗现场，也大多处于民事环境之中。身处高紧张、高对抗状态的警察，担忧的是“掏枪难、收枪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