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赵丁琪】

四年前，作为政治素人的特朗普意外击败民进党老牌政客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当时的许多舆论戏仿马克思的历史性名著，将这一事件称之为“唐纳德·特朗普的雾月十八日”。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开头，马克思引用黑格尔的话说：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我们可以进一步延伸马克思的结论：一切可笑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也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悲剧出现。

2016年的总统大选，被很多人视为一场美国民主的闹剧。四年后，当这一闹剧再次拙劣地重演时，我们已经很难再笑起来。

在中文社交网络上，特立独行的特朗普一直以被嘲笑和调侃的形象出现。在以二次元年轻人为主的B站上，特朗普和李幼斌饰演的李云龙、唐国强饰演的诸葛亮等经典影视形象并列，成为up主们用得最多的几大鬼畜素材之一。

B站上特朗普的一些鬼畜视频……

但正是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甚至被媒体报道有“精神问题”的特朗普，却在经济、政治领域向中国频频出招，成为几十年来最让中国政府头疼的美国总统之一。

我们不得不面对马克思在谈论路易·波拿巴的时候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却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一种看起来像是“英雄”的角色？

一

要理解特朗普现象，我们就必须把视野拉回到20世纪80年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依然生活在80年代的延长线上。

1988年，福山出版了他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在这本书中，福山充满希望地预言人类意识形态演进已经到达终结点，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未来人们将不再致力于令人振奋的思想斗争，而是致力于解决世间的经济和技术问题。

在这样一种思潮的鼓舞下，西方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人们普遍相信：一种通过协商和对话而形成的普遍性共识是可以实现的，一个和平、繁荣、实现普遍人权的世界主义是可以期待的。

紧接着发生的苏东剧变似乎证明了福山的预言。在资本主义的外部敌人消失的同时，其内部的反抗力量——左翼势力也同时衰败。在苏东剧变之后，西方传统左翼政党也放弃了挑战资本主义的尝试和努力，提出了“政治世俗化”的理论诉求。“政治世俗化”意味着接受自由主义理念成为普世思想的现实，把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完全驱逐出政治领域。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以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政党集体右转，彻底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和逻辑。齐泽克尖锐地批评说，英国工党完成了保守派所无法完成的任务：自我阉割掉最后一丁点批判资本的激进维度，开始使用他们的对手（新自由主义者）的语言和政策。

朗西埃在其1990年出版的《政治的边缘》中，把这种弥漫着所谓“现实主义”氛围的西方社会称为“政治终结的时代”，也就是一个只有“治理”而没有“政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各种“哲学乌托邦”或“意识形态”都走向了终结。

雅克·朗西埃（资料图/法媒）

在朗西埃所区分的“治理”和“政治”的基础上，齐泽克发展出了“后政治”概念。他将“‘后政治’的自由—民主立场”界定为一种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形态相对应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

在这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下，具有真正对抗性的“政治”不仅被压抑，而且被彻底“排除”了。政治被降低为一种由专家代表的治理性技术活动，而不再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争斗。一切社会矛盾似乎都可以通过技术性的协商、管理、调整而解决，可选择的政治问题变成了别无选择的技术问题，一切潜在的不满和反抗似乎都被消解了。

在这个放弃宏大政治目标、失去真正政治热情的“后政治”时代，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成为了所谓的“普世价值”，获得了一种压倒性胜利，成为“后政治”时代公开标榜的意识形态。

这种“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霸权将一切试图根本改变现存秩序的意图或实践指责为“极权主义”，将共产主义视为和法西斯主义等同的20世纪政治毒瘤。任何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秩序的努力，或者带有左翼色彩的主张，都被指责为将走向极权主义的“古拉格群岛”而被禁止。正如撒切尔夫人所宣称的那样，虽然资本主义可能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是人类“别无选择”。

在这种状况下，围绕着经济和阶级议题的传统左右翼政治被抛弃了，政治斗争被彻底转化为“边缘身份要求被承认以及容忍差异的文化斗争”。

“后政治”时代的左翼虽然关注诸多文化和差异性的议题（如同性恋权利、生态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但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和政治化恰恰使得真正重要的核心问题（即“无情的资本逻辑”）被不自觉地回避了。齐泽克把这种对差异性议题的过分强烈关注，比喻为一个强迫症患者不停地积极说话——其内在目的是为了保持某种真正重要的东西不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