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情况下，如果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情节轻微，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不起诉决定称为“相对不起诉决定”，但“相对不起诉决定”不代表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只是认为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刑或者免除刑罚的情况才作出“相对不起诉”。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的变化，其实《刑法》中对于这种收买的行为，已经取消了“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这样一个条款，所以在买方这里，在收买被拐卖儿童这个行为上面，是必须去追究刑事责任的。

只是如果他对于被拐卖的孩子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解救的话，可以从轻量刑。而且这里用的表述是“可以”，而不是“应当”，也就是说可以从轻，也可以不从轻，这并不是一个必然从轻的情节。

在这类案件里，对于谅解书的真实表意，也要做不同情况的区分。在大量的相关案件中，被害人的谅解书很有可能是被亲情绑架后不得已而出具的。

像有些案件中，亲生父母如果不出具这样的谅解书，这个孩子可能反而会责怪他们。因为亲生父母和自己的孩子由于常年的分离，本身感情就不是非常深厚，在刚刚找回孩子之后，通常没有人愿意去违背孩子的意愿。

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亲生父母可能会出具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一个谅解，但这种谅解书是一个情感绑架的结果，不是真正表示愿意谅解犯罪嫌疑人，所以对于谅解书的效力也要予以区分，要考量谅解书具体是在何种情况之下出具的。

观察者网：与亲生父母相认后，被拐孩子往往需要在“血缘至亲”和“养育之恩”间做出选择。如果被拐孩子选择与“养父母”继续生活，亲生父母的权益又该如何得到保障？相反，如果孩子选择回归原家庭，他与“养父母”的关系该如何界定？是否需要承担一定的赡养义务？

张玉霞：在有犯罪行为的前提下，被拐孩子与所谓的“养父母”之间的收养关系明显是不合法的。

而且在民事上，根据1992年实施的《收养法》规定，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以及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孤儿，应当向民政部门登记。如果是送收养应当订立书面协议，办理收养公证。在1999年修正的《收养法》中，又做出了明确规定，如果是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

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收养关系，不管是弃婴、福利机构抚养的孤儿，还是送养，都必须是经民政部门的登记才能够成立，没有经过登记的收养关系统统是不成立的。如果在实际生活中，有人说他是在路上捡到了一个婴儿，带回家抚养，这也是一个非法行为，根本就不构成合法的收养关系。

另一起案件中，被拐儿童杨家鑫和与其生母夏先菊在警方的安排下见了一面后，决定目前还是和养父母一起生活

在收养关系不合法的情况之下，这个孩子自然应当和亲生父母一起居住生活。但是在实践中，这个时候又要区分被拐卖孩子被解救和发现时的年龄问题了。

如果说这个孩子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那么他应当跟随着自己的亲生父母生活，这不由他自己去做出一个主观的选择。因为亲生父母是他的法定监护人，而所谓的“养父母”跟他之间根本就没有合法关系。

如果说这个孩子被发现和解救的时候已经年满18周岁了，那么他可以自主做出选择，决定他要和谁共同居住生活。这个时候，其他任何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干涉的，哪怕他和买方之间其实没有形成合法的收养关系，但是他自愿和他们共同生活，他人也无法干涉。

但是由于他和买方之间的关系是不合法的，所以他即便是不跟自己的亲生父母共同居住生活，他在法律上的父母仍然是他的亲生父母，那么他仍然需要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履行赡养义务，而他对自己所谓的“养父母”，也就是买方，是没有赡养义务的。

因为这个孩子和买方共同生活那么多年，他们之间缔结的这些温情与记忆，其实都是建筑在自己亲生父母的血泪之上的，所以这样的违法收养关系，它是自始无效的。我们不能因为它裹着一件看起来温情脉脉的外衣，就去承认这种不合法的关系。

对于所谓的“养父母”所做的一切，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是真心爱这个孩子也好，是为了延续香火也好，还是重男轻女也好，都是犯罪行为，而被害人就是这个孩子以及孩子的亲生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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