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昕】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宣布对乌克兰发起以“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为目标的“特别军事行动”，武装冲突持续至今。

2022年9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进行部分动员，并将支持顿巴斯地区、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居民在全民公投中做出的决定。普京表示，西方的目的是削弱、分裂并最终毁灭俄罗斯；西方叫嚣1991年可以让苏联解体，那么现在到了让俄罗斯解体的时候了。此外，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在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将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包括核武器，这不是恐吓。（编者注：以上信息根据公开报道更新）

普京发表电视讲话（视频截图）

对于俄乌冲突成因的理解，以及对冲突性质的评判，各界多有争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俄罗斯和西方之间“选边站”的努力之外，我们试图提供另一个评判的思路，尤其通过进入俄罗斯政治精英的认知世界来完成这一目标。

帝国体系竞争与安全困境

俄乌冲突的最大背景和宏观结构，是俄罗斯和西方世界对冷战结束之后格局看法上的分歧。

在冷战结束后的“历史终结”史观中，自由、民主、私有产权和资本主义作为神圣的“三位一体”，成为“文明世界”的唯一游戏规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愿意接受这套规则的国家就等着重复苏联的命运。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力推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此获得前所未有的时空扩张。这样的“天下一家”“世界是平的”的想象背后，实际呈现的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跨大西洋体系为基础的新的世界帝国。

苏联解体后的欧盟和美国领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虽然并不总是和谐一致，但通过不断扩员和各种条件性的成员协议，逐渐将其影响扩大到东欧和东南欧。在此背景下，是否愿意或以何种方式接入这个核心体系，在这个核心体系内部占据什么地位，就成为当年苏东国家的共同灵魂之问。

但是，自由主义的悖论在于，一直以来它都需要依靠时间和空间上的内外区隔，才能保证自身运行，中心与边缘的存在是维系其生存的必要条件。在大部分东欧国家自愿或不自愿地进入这一“中心-外围”结构鲜明的世界帝国的同时，俄罗斯如何看待自己在资本主义全球“命运共同体”中的位置，答案则并不那么简单。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一直尝试在这个全球体系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应得的位置。俄罗斯领导人一直希望按照自己的条件，与曾经一起终结冷战的伙伴平等共建、共同重塑欧洲的安全和经济体系。俄罗斯表露过加入欧盟甚至北约的意向，但前提是“平等共建”。

在当今俄罗斯领导人的世界观里，过去三十年的残酷现实是：俄罗斯融入与平等共建的努力一再作废，俄罗斯不断被欺骗背叛，由此失望、羞辱情绪不断积累，直到深重的怨念。被“逼到墙角”“忍无可忍”的心态最终诱发“我们别无选择”的呐喊，不惜祭出一切可用的手段（甚至包括核威慑）来反击对面这个“谎言帝国”（普京语）。当下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正是这场反击战的终极一环。

如果我们将“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国家间带有领土化特征的统治关系，尤其是不对称的交换关系，它使中心和边缘地带之间不成比例地受益，并导致持久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复制与再生，那么围绕乌克兰战事，我们看到的是两套帝国体系之间的纠缠和竞争：

一边是以华盛顿为中心的安全治理模式加上以布鲁塞尔为中心的经济治理模式，姑且可以称为“跨大西洋体系”。另一边则是俄罗斯试图重建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欧亚体系。而乌克兰可以说是帝国主义在分裂欧洲斗争中的最大赌注。

在乌克兰，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北约军国主义的全大陆扩张计划遇到了欧洲唯一的竞争国。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短暂时段里，俄罗斯以为它与跨大西洋体系达成了谅解，后者会尊重和照顾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因此不会将东欧纳入“自由世界”的修正主义项目。西方却以为俄罗斯明白：没有什么能阻止“历史的终结”降临到整个东欧，甚至整个欧亚。但在真正吸纳前苏东地区融入的进程中，跨大西洋体系又不断犹疑摇摆。

由此，在洛克式的跨大西洋资本主义体系和霍布斯式的孤独反击者俄罗斯与生成中的欧亚体系之间，上演了一轮接一轮的相互误判，以及安全威胁螺旋式的不断升级。

俄罗斯受阅官兵（图源：澎湃影像）

俄罗斯“帝国反击战”的空间观

在这场俄罗斯重建“小帝国”阻击跨大西洋“大帝国”的竞争中，大帝国的扩张已经进入一个主要依赖盟友体制、资本控制、文化浸染的阶段，而俄罗斯的“帝国反击”则表现出鲜明的19世纪的时空特征：

空间上高扬以民族族群为基础的领土性诉求，甚至开始带上越来越浓重的“领土收复主义”特征；时间上高度选择性地使用苏联遗产，以文明论为基础构建历史统一的“俄罗斯世界”来构筑自己的反击攻势。

2003—2013年间，部分得益于国际能源价格上升，国民经济复苏为俄罗斯提供了在前苏联空间重建某种“次级帝国”地位的可能，也有可能实现90年代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早就提出的将新俄罗斯发展为自由主义帝国的政治方案。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俄罗斯资本对外扩张势头迅猛，并且地理空间特征鲜明：高度依循苏联时期留下的产业链、有形网络（电力、铁路、油气管道）、无形网络（俄语、前苏空间内的精英团体）和地缘政治关联（中东、北非、黑海周边）。

2015年后，俄罗斯政府开始推动的“欧亚经济联盟”和“大欧亚伙伴关系”的设想，都是对之前努力的制度化尝试。但伴随着2003年开始的一系列颜色革命、2008年的俄格战争、2013年乌克兰的“广场革命”和之后的克里米亚事件、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国家和执政精英对内对外的安全认知逐步发生转变。2014年后，俄罗斯彻底放弃自由主义帝国的幻想，“领土逻辑”开始全面占优。自此，围绕乌克兰展开的外部竞争的基本局面，就是在“领土逻辑”和安全困境驱动下的俄罗斯用重建“小帝国”的方式，反击跨大西洋体系这个“大帝国”。

在此过程中，我们首先观察到俄罗斯国家地理空间认知的逐步变化。历史上更多以东西向为主轴的空间想象，近二十年逐步发展为以从北极到“南部三海”（里海、亚述海、黑海）的南北向为主的局面。“南部三海”是俄罗斯向地中海、巴尔干地区和中东投射力量的关键战略路线，也是日后可能的“海上前沿防御区”，其地位在如今的俄罗斯“帝国反击战”中日渐突出。

以里海为例。多年来，里海沿岸国家对里海的法律地位一直有争议。最终沿岸五个国家在2018年8月达成妥协，签署《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该公约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胜利。公约通过赋予里海实质上“非海非湖”的特殊法律地位，排除了“公海”和“自由航行”等原则的适用，规定非里海沿岸国家不得在里海驻扎军队，里海国家不向其他国家提供其领土用于对任何缔约方采取侵略和其他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