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除了您父亲的经历，我了解到您还做过其他不少“老同志”的口述史；现在，您在互助会里全职工作。能否聊聊您父亲如何影响乃至塑造您的使命感？

张晓霖：台湾在经历38年的戒严后，于1987年7月解除戒严令；解严之后，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才成立，他们这些统派才活跃起来。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当时有个规定，男生必须服完兵役才能出境。我一服完役，我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回山东老家认祖归宗。他带我去一些地方，告诉我“这是日本人欺负我们的地方”、“以前因日本吃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有人啃树皮脸肿起来”等等。在后来的岁月里，他还带我看了课本之外的真实的长城及长江；他是个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也曾指着三峡大坝同我说“这大坝不是喊喊‘共产主义万岁’之类的口号就可以建成的”。

首次回山东老家之后，我爸妈会不时带我参加一些统派活动，我从那时开始有些懵懂。2000年之后，我父亲因年纪大了，身体慢慢变得不太好，因此在他出去参加相关活动时，我母亲会让我多陪着——我母亲祖籍闽南，出生在台北，一直很支持我父亲的理念，还跟我说父亲这些人做的是好事，可惜2017年母亲过世先走一步，对父亲与我打击很大。

2007年左右，我开始“自我觉醒”，想要寻根探源——不只是了解血脉传承，也想在思想精神层面进行探索。所以当时我从信息多媒体产业跳到领域完全不一样的互助会，至今18年有余。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对我的父亲有更多的了解。

此前我完全不知道他竟然是“白色恐怖”的亲历者；我也终于理解为什么小时候经常有警察来我家。我家住在顶楼，家门口有本签到簿。台湾的警察会定时巡逻，当时经常有警察安全巡逻到我家门口签到，还会顺便敲敲我家的门。那时我觉得台湾的治安还不错，一般情况下只需要在一楼巡逻就行，他们还特地上到十几楼；后来才意识到，他们是借巡逻之名监控我家，因为我父亲被国民党记录为“特殊分子”。

我父亲早些年完全不敢跟我讲他在“白色恐怖”时期的经历，可能是怕我不小心讲错话。2012-13年，他生病住院，我在医院陪他时会主动和他聊起当年的事情，不断追问。我记得我当时和父亲说过，“你被关押，是因为做了对不起社会的事情吗？如果你真的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我会替你向外界道歉。”后来我才了解，有时候这世界黑白对错要看你用什么标准、立场去衡量。在和父亲的对谈中，我重新了解了他，了解了他们这批人。

图为互助会参访西柏坡纪念馆时，张晓霖与其父母亲在接待室的合影，前面是来访宾客的签名簿。

观察者网：在做这些人的口述史，还原“白色恐怖”时期历史时，主要有哪些挑战？

张晓霖：若说挑战，主要可以分为物证和人证两方面。

物证的困难主要体现在档案获取上。关于红色历史的档案记载，不像大陆延续性非常明确且完整，国民党在台湾这边的档案记录因兵荒马乱、人员变动等因素遗失了不少。即使找到一些片段记录，一来我们不能根据片段虚构全部历史，二来记载具有强烈“反共”的主观意识，要细加甄别。此外，部分历史真相会随着一些人的逝去而消失，幸存的政治受难者也不可能跟国民党讲太多、太深入，所以我们得从他们私底下被扣查的文件里寻找蛛丝马迹，从而拼凑出事情的全貌。

证人寻访方面，如果访问的是支持社会主义进步思想的社会运动者，他们中不少人会遵守一条“纪律”：如果他们上面的人没点头说这事能讲，他们就会把事情烂在肚子里，不然就是避重就轻地说。这几年因民进党严重扭曲历史，所以这一情况有所改变，他们后来偶尔会主动提及这段历史，不过关于红色历史的部分还是会比较慎重。

其实，不论是档案获取还是证人寻访，都只是过程，重点在于目标的确立：我到底是为何而找？最后要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最终我确定解读这些物证与证人口述历史的方法，是以唯物辩证的方式，采用“以事聚人”的角度，而非“以人成事”。面对一位政治受难者，不需要完全搞清楚他个人一生的经历或想法，只需要透过这群人来聚焦自己想了解的那段时期的历史。这样也能避开面对卷帙浩繁的资料雾里看花的问题。

对于这段历史，另一个难点是要用什么心态去解读。我的想法是尽量客观、辩证。以蔡孝乾为例，他供出地下党员是真，但当时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心境，像“贪恋小姨子”这类情节就属于他人编造的了。而且，从更宏观的历史格局来看，即使没有蔡孝乾的叛变，两岸也迟早会形成现在的情况。因为在1950年代的最大影响因素是美国，冷战期间，它肯定会把国民党所占据的台湾拉入“反共”阵营，只要被困于岛上，“白色恐怖”兴起、信仰红色思想的人被害是迟早的事，届时即使不是这个蔡孝乾，也会是另一个蔡孝乾。因此，现在很多人上纲上线地批判蔡孝乾，把台湾地下党的不幸几乎归罪于他一人身上，这或许过于苛刻；对他的部分经历的抹黑杜撰，是为了给台湾民众留下他们“被国民党杀、被共产党骗”的印象，进而污名化爱国爱乡的共产党人。

至于要给出什么样的答案，我们是站在当时革命者和爱国者的立场说出当时的故事，希望能有更多人因此知晓这段被湮没或扭曲的历史真相。

2019秋祭，人民英雄纪念碑舞台，部分“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与家属 

观察者网：说到扭曲历史真相，有不少声音指出追求“台独”的民进党以“转型正义”为名，刻意将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历史融进“二·二八”事件的相关叙述中。蓝博洲先生前不久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也曾批评道，“有一些人在别人的墓冢上插上自己的墓碑”。您能否向不甚了解这些历史的读者科普下，“50年代白色恐怖”和二·二八”事件相关叙述，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张晓霖：具体分析这个问题前，我需先特别强调一个大背景：整个中国近代历史是没有断点的，有个明显的目标一直存在，即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压，早期是反对英、法、日、德等老牌帝国，后来加入美国。“反帝”与“反共”间的斗争长期存在。而帝国主义者之所以“反共”，原因之一是共产主义思想点破他们剥削劳动阶级的本质，且众多共产主义者既不能被钱收买，又不怕死，还能有效团结受压迫的阶级一起对抗帝国主义。换言之，没有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扰的话，近代中国的很多问题只是成王败寇的内部问题。也就是说，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是国际冷战这一大背景下的一个历史悲剧。

再看“二·二八”事件，它的本质是地区性的阶级矛盾问题。当时台湾的老百姓其实想法很单纯，只是希望台上那些贪官污吏能下台。实际上同一时期大陆多地也有发生类似事件，比如我父亲的家乡山东，国民政府战后无法约束管控官员的贪腐无能，造成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因血腥压制工运和学运抗议，导致民众失望进而发动武装暴动，最后演变成国共的国家内战。也就是说，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只是当时大环境中的个例，不是孤例，只是现在很多人解读时过于聚焦台湾。那时确实也有人希望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但其中不少人是支持红色思想的。从这角度来看，它也是国共内战的一部分。

回过头来看“台独”们的操弄，实际上，“台独”运动是破碎的，相关话语体系其实是1970年代美国人让一些“台独”人士回到台湾以后才慢慢形成的。他们钻了谢雪红在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共产党成立发表的一些文章里的空子，进行莫名其妙的推论，把“二·二八”变成“台独”运动的起点，把谢雪红扭曲成所谓“台独教母”。他们推崇的廖文毅，其所谓“台独”观点实际上也只是相较于日本殖民，希望台湾能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而他本人也是支持中国统一的。对于红色思想在台湾推行的社会运动，民进党讲起来也是避重就轻，说成“台湾要地方自治”。

他们将台湾解严后的民主运动历史的重新解构称作“转型正义”，但是在我们看来却是“转型争议”。他们不仅收割红色革命成果，把进步思想人士与社会运动者变成“台独”的政治养分，把红色历史篡改成他们“台独”的发展历史，还让不少当初坚持红色信仰的老同志的后代“认贼作父”——有比这更杀人诛心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