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烈士“回乡”

观察者网：对于民进党，我们稍后还会谈及他们当下制造的“绿色恐怖”。先说回“白色恐怖”中的政治受难者，我了解到除了每年的春祭、秋祭，互助会还协助他们的大陆亲属来台寻回遗骸，您刚也提到在您父亲晚年，您有协助处理相关事宜。能否和我们分享更多细节？

张晓霖：我父亲跟我讲过，那些没有牺牲的人后来在狱中形成了一个使命。

那时，不同案的人才会被关在一起。因此，我父亲在狱中碰到了“义民中学案”的姚锦。经过几次交谈，大家得知彼此理念相同，都是同志，姚锦便对我父亲说：“如果你能活着出去，帮我照顾被我牵连的三个学生。”中间也有一些人对我父亲说：“如果你能出去，跟我家人说我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还以为我突然人间蒸发了。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把我的遗骨运回家乡？”所以我们做这些事，并非如外界认为的单纯地出于好心，而是源于红色历史里革命者之间已超乎血缘关系的一种羁绊。

他们当时被关在牢里，虽然有所嘱托，但我父亲出来时已经是1969年的事了，要找这些遗骨的下落，基本上等同于大海捞针。六张犁的发现，是因为他们那时已有耳闻，听说极乐殡仪馆在六张犁山上埋了一批人，但完全不知道具体埋在哪里。我父亲这些难友们出狱后一直在关注和寻找。

关于六张犁这一“白色恐怖”弃葬的历史现场的发现和后续工作，现在台湾官方的历史文件都完全不提互助会，而是一直强调曾梅兰。确实曾梅兰在1993年于六张犁第一个发现了自己亲人的乱葬冢，但之后发生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我们现在在六张犁三个墓区看到的墓冢群，是当年互助会上百位70余岁的受难者，从5月28号一直忙到6月11号，在短短两星期内从荒烟蔓草间整理出来的。他们先找出可以辨识的163个墓冢，到年底整理出201个。

1993年6月8日，六张犁弃葬现场

受难者发现六张犁烈士墓碑，右一为互助会总会长林书扬，右三蹲着的是陈映真，右四为张敏生

后来出现了新的转折：大家原以为当年地下党员被害后都是土葬，其实并非如此。我父亲这一辈主要寻找土葬的遗骨，而2006年我无意中发现还有火葬的情况，目前也一直在跟进。

据我调研，当年国民党公布枪决的人数为1200余人，但根据后续资料，实际至少有1800-2000人，其中本省籍与外省籍的比例约为6:4。这1200多人中，约七八成已由家属领回，如吴石、陈宝仓等烈士早在1950年代就被领回。剩下的三四百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被隐蔽处理——因冷战时期两军对垒，情报人员被枪决的消息不会登报，国民党以此让大陆方面无法确认这些人是牺牲还是潜伏，从而干扰其后续行动；另外约200多具遗体在六张犁土葬，他们的家属或因“赎尸金”太高无力承担，或因恐惧而不敢认领，也有一些根本没有家属。

至于火葬方面，主要是在朱枫烈士的遗骨被发现后，我才意识到还有火化的情况。国民党将部分地下党和情报人员枪决后火化，骨灰集中存放。

观察者网：关于土葬部分，当初是乱葬岗，现在我看到六张犁的三个墓区立了不少墓碑，上面用红漆写上受难者的名字。从1950年代到1993年，中间横跨三四十年，请问当初老同志们是如何分辨亡者的？

张晓霖：对，他们的墓冢是一个个小小的石碑，而且有些墓葬得十分紧密。按照一般的墓葬传统，不会埋得这么近。

六张犁第三墓区（原互助会发现的第三现场）

中国人向来对亡者怀有敬重之心，也认为若未妥善处理他们的遗体，亡者晚上会来“找麻烦”。所以，当初对于极乐殡仪馆而言，一批放置了一年多却无家属认领的遗体，总得想办法先埋葬。六张犁这个地方，自日本殖民时期起便是墓葬区，台北一带的人常将家人安葬于此，包括蒋渭水也埋葬在此。那时由卫生院专门负责处理殡葬事宜。

如今，我们看到的六张犁墓区被清理得十分干净。但实际上，这地方位于山坡上，若完全置之不理，由于台北雨季较多，大概半年到一年，这里的草就能长到半人高，时间再久一些，整个大墓碑也会被草盖住。不过，也正是这些草，使得墓区的遗骨不会流失。

以前确实也有很多家属会质疑，负责整理的这些老人家并非专业的墓葬人员，担心这里面埋的不是自己的家属。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我经手过的小故事。

2014年，有个家属来寻找他当年从大陆来台念书的二叔苏尔挺。起初，这家属也心存疑虑，认为这位置下埋的不一定是他的二叔。结果，遗骸一挖出来，他第一时间就打电话回去说：“叔叔的遗骨找到了。”那边还很惊讶，问：“你确定吗？”他回答：“是的，因为里面有一颗金牙。”他们家当时在大陆还算富裕，所以苏尔挺镶了一颗金牙。按照台湾这边的传统说法，“牙齿会咬子孙运气”，所以牙齿通常不会被收纳进遗骨，但他们还是把含金牙的遗骨完整带回家乡安葬。

所以，请不要看照片里只是一群老人在挖掘，他们其实都会竭尽全力地先将墓碑文字拓印下来，再认真仔细地逐条核实。

当时的墓碑拓印以及烈士遗照

当然，由于当年卫生院处理这些烈士遗体时非常草率，仅用草席一裹便匆匆掩埋，我们也遇到过令人心碎的案例。例如，一位安葬在第二墓区的烈士，他的家属怎么挖都挖不到遗骨。一方面，那地方原本有一棵小树，经过四五十年的生长，已变成大树，而树木在生长过程中吸收了遗体的养分；再加上这位烈士年轻时就牺牲了，他的骨骼未完全硬化，因此很快便与周围的土地融为一体了。

还有一件事，是我父亲和我心中长久以来难以释怀的。朱枫烈士的骨灰是由徐宗懋先生等人找到的，其中也关联着另一位烈士家属漫长的追寻之路。

当年“金瓜石中学案”的校长潘承德也是一名地下党员。他牺牲后，他的儿子潘蓁动用了很多关系，却一直找不到他的遗骨。因为潘承德有个学生叫林学礼，和我父亲是狱中好友，所以潘蓁后来通过林学礼联系上了我们。对我的父亲而言，完成好友的嘱托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们多方努力，苦苦寻觅，这条线索最终还是中断了。

两年后，潘蓁再次来到台湾，找到了徐宗懋。他们通过殡葬系统查询发现，原来有一批集中火化的骨袋。原来潘承德牺牲后，先被送去军方的医学院解剖，八年后才火化，他的骨灰袋推断应该与朱枫烈士的属于同一批。可惜得知这一消息太晚了，有一年台风，放骨袋的建筑被吹坏了一角，雨水泼进来，导致骨袋上面的一些粉笔字被冲掉了。

这是家属们不断追寻的缩影，我们互助会对这份心情也感同身受。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困难并不是回家的问题，而是很多烈士的遗骨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任务很艰巨，但我们还是会尽力做到底。后续，我们可能会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彻查这些烈士的遗骨的下落。比如张志忠烈士的遗骨，他的家人先是把他带回嘉义，后又移入一处灵骨塔。我没联系上他的后代家属，就给嘉义每个灵骨塔负责处一个个打电话问过去，才搞清他到底真正落在哪里。

张志忠烈士就义前

观察者网：如果有烈士的大陆家属想把他们的遗骨或骨灰带回大陆，请问需要经过哪些程序？

张晓霖：在台湾这边，正常来讲首先需要死亡证明，但因为“白色恐怖”时期最多只能拿到判决书，所以对于在户政单位死亡除户的证件要求没那么严格。

此外，需要证明自己和亡者的亲属关系。大陆家属需先向大陆民政局申请获得公证证明亲属关系，然后经由海协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处理。海协会的公证书在台湾海基会（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落地后，我们可以义务帮忙处理一些前期工作，比如整理相关文件、提前联系台湾殡葬业的相关单位，我们还会免费帮家属刻一个私章。若是需要我们互助会协助参与，最好能写一份委托书和切结书，避免出现不必要的争议。

家属来台移灵后，按照传统殡葬习俗，一般会把原来的墓碑打掉。不过我们会请他们把石碑留下，毕竟它是一个历史现场。

现在还有一个更大的难关：由于现今两岸对立氛围趋浓，台湾严格限制大陆同胞来台，使得烈士家属无法以来台扫墓及移灵回乡为由申请来台，因此未来我们只能以项目的名义向台湾的陆委会申请团体入台许可，帮大陆家属完成心愿。

观察者网：我看到现在有人在网络上发起所谓“让烈士回家”的活动，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或建议吗？

张晓霖：先说一点，网络上网友发起的这一活动，用“让烈士回家”这名称是不太对的，精准来讲，应该是“回乡安葬”，因为两岸同属一中。

话说回来，《沉默的荣耀》火了之后，网友发起了这一活动，再加上我们互助会不断地披露、更新烈士名单，所以很多烈士的大陆家属知道我们的存在后也开始主动联系我们。

协助家属迎接烈士遗骨回乡安葬，情绪很容易被感染：能帮家属找到烈士遗骨，我们很高兴；但遗骨没找到，我们也会很伤心。但不论怎样，我们都会尽力协助。当然，我们很欢迎更多民间人士参与，这件事不是只有互助会能做。

此外，大家能关心这事自然是好事，但希望不要受热度影响来祭拜、拍视频等等。对待这些烈士、同志，那矗立的一个个石碑，既是墓冢，也是精神坐标，对他们最大的尊重是把他们的爱国奋斗精神一代代地传下去。我们民族复兴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反帝反霸权的事业还在继续，只有继承他们的精神，我们的民族才能更好地走向下一个1000年、2000年、3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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