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追思慰灵大会”在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隆重举行。七十多年前，吴石、朱枫等千余名隐蔽战线的英雄在此就义；如今，随着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他们的名字与生平事迹为更多人所铭记。

不少观众为他们的悲壮结局而扼腕，为统一大业受阻而愤慨，却鲜有人知，在现实中，他们牺牲后，有一批坚守红色信仰的“白色恐怖”幸存者，如暗夜中的守灯人，在台湾岛内默默传承着革命的星火，直至今日。张敏生，即是其中的一员。

生于军阀割据年代的张敏生，自幼跟随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抗日。抗战胜利后，到青岛警察局任外事警察，期间目睹了在华美军的野蛮残暴和国民政府的贪腐无能。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因坚守红色信仰，屡遭国民党迫害，几度死里逃生。

1950年代，白色恐怖阴霾笼罩台岛，他因所谓“参与叛乱之组织”，被囚于绿岛监狱15载，期间又因和一批同志坚持学习红色思想，导致刑期再延三年。1969年出狱后，他开启了新的“战斗”——受难友嘱托，长期致力于找寻那些牺牲烈士的遗骨，以便让他们能魂归故里。而在解严之后，他和其他幸存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又开始为两岸统一事业积极发声……

岁月更迭。在张敏生步入晚年之际，他的儿子张晓霖慢慢接过了父辈手中的旗帜。2025年秋祭前后，观察者网对话了现为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副秘书长的张晓霖。本文为对话上篇，回溯那段被刻意掩盖的红色历史；下篇聚焦当下岛内统派生存之艰，将于近日刊发。

【对话/观察者网 李泠】

·《沉默的荣耀》唤醒民众对“白色恐怖”历史的关注

观察者网：今年的秋祭恰逢大陆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很多民众由此（重新）关注台湾的这段黑暗历史。这部电视的播放，是否有给今年的秋祭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气息？

张晓霖：实际上，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在马场町举办的秋祭活动至今已持续35年，近几年我们也有把相关信息散发出去，包括通过大陆官媒渠道让更多的同胞了解，不过之前可能因为民众更关注与自己当下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所以不太知道我们的存在。

而在台湾，在教育、历史、文化、政治等领域，这段历史中与左翼及共产党有关的部分被刻意遮蔽，既是左翼爱国作家也是政治受难者的陈映真对此有个说法叫“消失的左眼”。到今天台湾社会“反共”氛围依然浓厚，以至于很多人主动避开这个话题，而面对有关单位在媒体上长期的扭曲与刻意隐避，互助会的人数较少，声音微弱无法扭转。

今年《沉默的荣耀》热播，让这段历史和其中如吴石将军、朱枫（朱谌之）等人成为热门话题。不少被戏剧感染的人开始在网上搜寻资料，然后公开讲一些或对或错、或真或假的内容；也有人受电视剧影响，会带凤梨酥来祭拜吴石。对于突然的爆火，我们自然是平常心看待。

我现在出来接受采访，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互助会的存在，进一步替那些“白色恐怖”牺牲者以及包括我父亲这些从“白色恐怖”幸存下来、一直坚持守护历史真相的受难者们，把这段被刻意掩藏的历史告知更多人，让大家能认识这些有名或无名的英雄烈士，认识那个年代没有牺牲但仍坚持理想的仁人志士，使民众在这一历史基础上一起思考两岸关系的走向、中国的伟大复兴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

2025年，马场町秋祭，十几位1950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在现场唱《青春战斗曲》。第一排，右一为“邮电支部案”的周淑贞，右二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案”的林金成，右四为“义民中学案”的范荣枝；第二排，右二为李苍降烈士在狱中出生的女儿李素慧，右三是参加抗美援朝为美军所俘后被遣送至台的赵英魁。

《青春战斗曲》曲谱

·“老前辈”、“老同志”、“老同学”

观察者网：据我了解，您是因您父亲张敏生的影响而投身“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历史研究，能否和我们说说您父亲在“白色恐怖”年代里的遭遇？

张晓霖：我父亲生于1928年，5年前过世，山东平度人。他出生时恰逢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军阀割据，社会混乱。我父亲对这个时期的描述是，“有饭吃时是军阀，没饭吃时是土匪”，因为会抢老百姓的饭吃。当时军阀和外国势力欺压国人太甚，我父亲对社会的认知开始懵懂。

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国共迎来第二次合作，他在山东跟着一支游击队，在游击队的保护下完成了中学学业。那时很多人说他的想法怎么“偏社会主义”，他也搞不懂，只知道“谁对老百姓好，跟着他们一起走就对了”。后来才知道，他跟的那支国民革命军其实不是国民党的，而是共产党的军队。

抗日战争结束后，众多军人卸甲回乡。我父亲经由在游击队里认识的一些学长的介绍，到青岛警察局任职，归李国萃领导。因为他在游击队里读过书，会讲点英文，所以担任外事警察——说是警察，其实是配合警察们的工作，在一旁做翻译。

那时美军盘踞青岛，他每天陪着警察们帮外国人做笔录，因此看到了美军的种种恶行。像现在我们经常在新闻里看到的美军奸污妇女、喝醉酒开吉普车撞死路人等丑闻，他在那时就已经常耳闻目睹了，比如沈崇案。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驻在青岛的美军因为要喝酒，需要钱，所以会把过期的军粮偷出来卖给老百姓。有一年有长官过来，他们为掩盖罪行就把一些老百姓杀了，骗长官说是来偷粮的。那时候国民党为维护和美军的关系，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父亲就是从那时开始严肃思考国家及社会问题，进而慢慢形成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

1946年12月24日夜，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去看电影途经东单时，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皮尔逊等二人架至东单操场施行强奸。这一消息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北京、上海等地爆发了共有50万学生相继参加的针对美军暴行的抗议活动。 资料图

我父亲这辈子经历过三次生死交关时刻。第一次是国共第二次内战爆发后，美军说青岛警察局里有共产党人的存在，于是局里的人都被抓了起来。被关押时，有些不确定是不是共产党员身份的人告诉他，审讯的时候要一问三不知，这样还有可能逃过一劫。我爸每天晚上看着一批批人被带出去，据说他们都被绑上石头丢到青岛外海去了。

直到我父亲去世，他都不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他们没有判决书，也没有墓冢，外界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但是这些牺牲者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父亲。后来台湾这边的很多老朋友和其他受难者家属常说我父亲很伟大，做了很多事，但我父亲常跟我讲他其实并不伟大，伟大的是那些为国家牺牲的人，老天留他一命，是为了让他把这些人的故事和历史真相传出去、让他们的爱国精神承下来，这是他的使命。

要不是青岛解放得快，可能再晚两周，我父亲也要被丢到海里。但刚死里逃生，又遭遇变故——他和他的同乡、后经证实是共产党人的李国萃被撤退的国民党一起送上来台的军舰。之后迎来了他的第二个生死交关时刻。

在台中的军营里，每天都有人恐吓他们，“我知道你们的底细，你们都已经来到这边了，最好不要再给我搞什么小动作。”我父亲他们担心国民党会秋后算账，因此找机会逃离了军营。李国萃跑到台南，重新和地下党省工委取得联系，我父亲则是跑到高雄。

他在高雄刚好碰到一个山东老乡，那时因时局混乱，很多人的身份证明都还没有过来，他的老乡就把自己的军人补给证给他，让他去申请一份临时身份证件。我父亲真的蛮勇敢的，他不仅拿到证件，还借此考上了个无线电技师学校，拿到毕业证书。

我父亲后来被抓，是因为北上探访于凯。于凯是他在游击队里认识的同学，来台后当了台北大学学委会的干部。那时台湾社会因戒严令风声鹤唳，我父亲不知道于凯当时已被军警监控。军警看有人来找于凯，就顺藤摸瓜查下去。1951年前后，军警找到我父亲，说：“张敏生，你不要再逃了。”

1951年5月11日，我父亲被羁押，之后被以《惩治叛乱条例》第5条“参加叛乱之组织”判处有期徒刑15年。而他的同乡李国萃，后来也受于凯案牵连身份暴露，于1952年6月24日和宫树桐等人在台北马场町附近的川端桥遭枪决，现葬于六张犁第三墓区。就我目前的探索研究来看，我父亲能免于死刑，可能是因为没有实质参与在台地下党的工作；如果他的同乡们多讲一些他们在大陆的过往，他也可能难逃一劫。

我父亲出狱后一直在找寻他同乡的家人，希望能把他们的遗骨带回家。他后来终于等来了李国萃的亲属，将他的遗骨带回家乡安葬，但他心里还有很多遗憾，比如其他在大陆的家属可能都不知道亲人的遗骨在台湾。在我父亲晚年时，我慢慢接手这些事，使他不用再挂心。

1996，马场町刑场遗址，秋祭现场

观察者网：我在台湾“人权记忆库”里查到您父亲的一些资料，资料显示您父亲前后累计被判18年，第一案是您前面提到的所谓“参加叛乱之组织”，被判15年，第二案是“案发时为受刑人，涉嫌抄写反动笔记、文字及书籍等情”，因此1956年被判15年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后再“交付感化3年”。

张晓霖：是的，我父亲的第三个生死交关时刻就是发生于这时候。他们那批支持红色思想的人，在狱中跟国民党政府做思想斗争，他们在狱中也在学习。我父亲提及自己在绿岛的这段岁月时常常会很自豪地跟我说，“敌人关押我们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干部学校。”在国民党眼里，这些思想坚定的人是“顽固新生”，是冥顽不灵的“红帽子”，不能留。当时国民党挨个审讯他们，我父亲和吴树培等人在狱中紧急说服了一个已录了口供的台籍受难者。

他们这批人在知道事情泄露后，赶紧劝说这个台籍受难者：“我们现在之所以在牢里，就是因为国民党的欺压，你怎么能为虎作伥？如果我们后面能出狱，就把你出卖难友的事和大家讲。”从日据时期开始，大家就已非常痛恨出卖别人获取私利的人——你可以不关心国家大事，随波逐流，但不可以出卖身边人当走狗。所以那个台籍受难者当时就有点害怕，又说自己已录了口供，改不了了。这些人就告诉他可以上庭翻供，翻供的话，他们还能九死一生，不翻供，那肯定毫无生机。得益于他的翻供，我父亲只是再加三年管训。

我父亲和其他狱友有着同样的支持社会主义的理念，并在狱中为此而奋斗与互助。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会敬称他们为“老前辈”，他们自己则因在绿岛的经历而谦卑地自称“老同学”，有时难友见面时，彼此之间又会说“老同志，你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