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移民来俄罗斯定居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俄罗斯统治者的定向招募。俄罗斯大公与沙皇为推进国家经济、技术和军事现代化，系统性引进西方专家，尤其青睐医生、教师、工匠、火炮制造师等专业技术人才。

·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受邀专家通常享有特殊优待，包括经济补助、税收减免、宗教自由及部分兵役豁免（该政策在18世纪尤为突出，但早期已有先例）。

·稀缺竞争与旺盛需求。当时俄罗斯本土技术人才匮乏，德国专业人士可获得优越的职业前景与社会地位。

·德意志地区的政治经济环境。德裔移民动机还包括故土的经济困境、政局动荡与宗教冲突（18世纪后期这些因素尤为显著）。

·职业机遇与开拓精神。为俄罗斯宫廷或城市服务，既能实现事业晋升、积累新经验，又能在新兴国家扮演关键角色。

在过去的数个世纪中，“俄罗斯德意志人”中涌现出不少杰出的人物，譬如：

日俄战争时任俄罗斯外长的拉姆斯多夫、被纽伦堡法庭判处绞刑的“纳粹精神领袖”卢森堡、活跃在中国和日本的“红色间谍”佐尔格、有“当代王牌间谍”之称的艾伯尔、现任国企大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管委会主席的米勒、19世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因修建固若金汤的塞瓦斯托波尔防御工事而成名的俄军将领托特莱本伯爵、因发现“切连科夫辐射”并参与发明“托卡马克”环磁机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奖的塔姆……

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佐尔格

“俄罗斯德意志人”在俄罗斯曾经辉煌过，被人仰视过，但也有过相当悲惨的经历，尤其是二战期间及战后。

许多德裔被污为“人民公敌”，被指控“勾结纳粹德国”，导致财产被剥夺和大规模流放与镇压。1941年8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废除“伏尔加德意志自治共和国”建制，全体德裔居民遭武装押送、强制迁徙或编入军事化强制劳动的所谓“劳动军”。克里米亚、高加索及俄罗斯南部等地的德意志族群，也被强制迁移至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即便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俄罗斯德意志人仍被禁止返回原居住地，多数人长期滞留在中亚流放地。

所以说，“俄罗斯德意志人”既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纽带，也是历史变迁和民族悲剧的真实写照。

结语

6月11日，社民党“和平派”（SPD-Friedenskreise）在6月底党代会召开前，发表了一份由100多名政界和知识界人士署名的《宣言》。

文件明确写道：“乌克兰依据国际法提出的诉求必须与整个欧洲正当的安全与稳定利益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必须在枪炮沉寂后，尝试进行极其艰难的对话，与俄罗斯重新接触，讨论建立一个由各方共同承担并尊重的欧洲和平与安全秩序。”

撰写者自视秉承了本党前主席勃兰特及其冷战时期“东方政策”的传统。他们认为，军事上的危言耸听和庞大的扩军计划，最终不会为德国或欧洲带来更多安全，反而会导致不稳定，并加剧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相互敌视。

撰写者表示：“我们认为，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基准设定一个用于军事目的的支出百分比（3.5%或5%）是不理性的，也缺乏安全政策依据。”此外，他们还反对在德国部署新的美国中程导弹。

该宣言不仅被视为社民党党内左翼的一次“理念起义”，以及对现任党主席克林拜尔和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路线的否定，更显示“俄罗斯问题”依然是德国社会分裂与否的一块重要“试金石”。

在德国，“知俄”和“恐俄”是两个实际存在的现象。

“知俄”是一个新造词，用以形容那些在公开讨论中——特别在涉及俄乌战争的话题时，能够或试图去理解俄罗斯行为动机的一群人。他们的典型观点是：普京被其对手“妖魔化”，这些对手患有“恐俄症”；西方不仅粗暴拒绝了叶利钦和普京伸出的合作之手，还试图“压制”并孤立俄罗斯；西方未以“平等姿态”与俄罗斯对话；北约东扩是西方的“背信行为”；俄罗斯正被“军事包围”；西方政策加剧了“新东西方冲突失控”的风险，可能导致“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应回归1970年代的东方政策与缓和政策；西方须放弃“价值观帝国主义”；西方应“敦促乌克兰保持克制”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标签在德国通常带有贬义，其隐意是指责这些人忽视乌克兰的正当利益，从而间接支持了莫斯科的威权政府及其侵略行为。在德国政党中，“左翼党”、“萨拉·瓦根可耐希特联盟”、选项党均被视为“知俄派”，代表人物是后两个政党的女党魁瓦根可耐希特和威德尔。

被哥萨克蹂躏的波兰：俄国镇压1830年华沙起义

“恐俄”则是一个在欧洲存在已久的历史概念，泛指对俄罗斯政治、文化乃至俄罗斯人的偏见、恐惧、排斥或仇恨情绪，是“黄祸论”的俄罗斯翻版。

19世纪欧洲大陆的政治角力、社会制度差异与军事对抗，以及苏维埃政府在“十月革命”后对资本的否定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欧洲（尤其是德法两国）已形成的对俄负面印象。冷战结束后，摆脱苏联控制的中东欧国家将此前的“恐俄”经历转化为“仇俄”的动力，成为西方阵营中反俄的生力军。

德裔在俄罗斯遭受迫害的悲惨经历，加上二战后苏联对德国的占领和分割，俄乌战争又将战火再次烧到家门口等因素，则是德国民众中“恐俄”情绪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知俄”和“恐俄”的隔阂在德国社会中愈来愈不可调和。

总体来说，“知俄”在德国属于“少数派”，虽然时而发声，却被边缘化；“恐俄”和“仇俄”显然更有社会基础。俄乌战争中，德国政府对莫斯科的立场越来越强硬，即便在特朗普动摇的时候，依然坚持挺乌援乌。

在信息发达、传播迅捷的今天，所有这些自然会反馈到俄罗斯，俄罗斯人视德国为“主要敌人”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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