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德国化学工业：

1915年，一战才进行一年，德军就因协约国封锁硝石供应而面临弹药耗尽。众所周知，硝石是制造火药和炸弹不可或缺的原料。

在这个紧要关头，幸好化学家哈伯（Fritz Haber）和博什（Carl Bosch）在战前就研发出氨合成法（Ammoniaksynthese）。这项突破性工艺一方面实现了人造肥料的大规模生产（堪称一场农业革命），同时，它也可以被用于批量制造硝酸。

经过军方、化工企业与科学界的共同协商和通力合作，当时已是化工巨头的巴斯夫公司（BASF）利用国家资金建造了大型工业化生产线，挽回了德军所处的窘境，战争得以持续。

可以说，是德国化学工业暂时改变了一战的进程。

另一个化工影响战局的例子是毒气生产：当时，哈伯研究所陆续开发出多种毒气，由德国拜耳公司生产。首次将毒气投入战场是1915年在比利时北部佛兰德附近的伊珀尔（Ypern）。

此外，交战双方都需要化学家用科学手段来寻找被封锁物资的替代品。譬如，协约国亟缺化工和光学产品，而同盟国则面临原料短缺。由此，化学工业获得了全新的军事地位，也首次预示着钢铁制造商即将失去其在军工业的主导地位。

两次世界大战被称为“工业化”战争，也是民用工业的创新成果被转化为军事用途的“试验场”。

1939年，就在二战爆发前夕，德国亨克尔公司（Heinkel）研制的首架喷气式战斗机（He 178）成功首飞。此外，它还生产了世界上第一架使用“弹出式座椅”的军用飞机。

德国的火箭技术也曾领先世界：1944年，德国“V-2”火箭成为该技术的首个实战应用，给英国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并差点儿改变二战的最后结局。

在二战期间，工业界前所未有地转型为战争物资供应商。相较于一战，军工的研发与生产决策权进一步集中到政府、军方、工业界与科研机构组成的联合部门。

在战争后期，纳粹德国由于机构重叠而严重影响了战时经济的效率。相比之下，美国则完善了“军工复合体”的协作模式。最后，欧洲诸如维克斯、克虏伯这样的传统军工巨头渐落下风。

1945年8月签署的《波茨坦协定》规定对战后德国进行所谓“4D”改造，即，非军事化（demilitarisation）、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分权化（decentralisation）和民主化（democratisation）。

德国军工业在“非军事化”过程中几乎被拆了个精光，直到50年代中期西德融入西方并开始重新武装后，德国军工才慢慢恢复元气。

德国严格的军火出口管制

在德国，军事物资除了武器和弹药之外，还包括运载工具，导航技术和防身装置。联邦国防军（Bundeswehr）本身不生产，但参与武器系统的测试和对友军的培训。

德国《基本法》（Grundgesetz）第26条共含两则：第一，禁止本国发动侵略性战争，也就是说，任何从德国领土对外发动的战争都是违宪行为，都会受到惩罚。第二，用于战争的武器，都必须经过德国政府的批准，方可进行生产、运输和投入使用。

除基本法外，军火出口还须遵守《对外经济法》、《对外经济条例》和《战争武器管制法》。其中，出口战争武器必须符合《战争武器管制法》，其他军事物资则依据《对外经济法》。

德国联邦政府的武器出口政策归纳起来有以下重点:

·人权考量：在决定是否批准武器和军事装备出口时，目的地国家和最终用户国的人权状况是一个关键考量因素。

·最终用途控制：必须有效确保武器和军事装备留在订货的最终用户手中。在批准出口之前，会对最终用途进行全面审查和评估。

·对欧盟、北约及其盟国的出口：原则上不受限制，除非有特殊政治原因。

·对第三国的出口：采取限制性政策。除非有特殊的外交或安全政策利益，否则不批准出口战争武器。

·小型武器：原则上不再批准向第三国出口小型武器。

·冲突地区：不批准向卷入武装冲突或可能爆发武装冲突的国家出口武器。

·可持续发展：关注军费开支过度膨胀是否会严重损害接收国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义务：考虑接收国在反恐、遵守国际义务、军控和裁军等方面的表现。

这些原则体现了德国政府在武器出口问题上采取的谨慎和限制态度，特别强调了人权、冲突预防和国际义务等因素。

但在实践中经常出现与上述原则相矛盾的情况，譬如，在西方眼里人权纪录不佳的沙特，民主架构有严重缺陷的埃及，冲突主要参与国以色列等，都是德国武器的接受国。因此，德国在野党，还有媒体舆论，多有对政府军火出口实践的诟病。

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2024年，联邦德国政府批准的武器出口创新高，总额达到132亿欧元，其中包括81亿欧元的战争武器和约51亿欧元的其他军事装备。

出口量创纪录的主因是俄乌战争：援乌军火出口额达81亿欧元，占所有批准出口的62%。

结语

深谙辩术的古罗马政治家兼哲学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既留下“整个世界都是疯人院”这般至今仍发人深省的洞见，也为军火商们提供了“欲求和平，先备战争”（Si vis pacem para bellum）的致富箴言。

乌克兰战局似乎印证了这句古训。

如今，令西方主流媒体和和平主义者陷入两难境地的是，若非欧美持续不断的“军援”，乌克兰这个国家恐怕早已从地图上消失了。

换而言之，没有他们嗤之以鼻的杀人武器，被他们高歌颂扬和竭力维护的和平与自由可能已不复存在。因此，对他们而言，“民主与自由”的防线不再局限于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脉，而已扩延至乌克兰的基辅、哈尔科夫或赫尔松。

在军火生意火爆的今天，德国社会在问：靠军火牟利在道德上真能自洽吗？这难道不是向现实政治投降吗？

这也是当年倡导和平的德国“六八学运”老将们和“周五为未来”（Fridays for Future）的年轻抗议者对现状发出的警告。

苦涩的结论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世界仍离不开武器。

德国总理府前的“非暴力”艺术装置照片。德新社

德国记者和作家伯克（Uwe Bork）这样评论道：“我们绝不能倒退至将战争视为正当政治手段的年代。投资军火或许能让我的银行账户充盈，但更可能令我夜不能寐。大炮轰鸣中榨取的利润，终究沾着血污。”

他认为，既然德国政府刚通过上千亿加强国防的计划，何不顺势将军工生产收归国有？将其作为公共事业并加强监管，或许更为妥当。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哲学家和散文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1933年，他为逃避纳粹而流亡巴黎。七年后，德军攻入巴黎，法国沦陷。他不得不再次逃亡，最后在西班牙的边境小镇波尔沃附近自杀身亡。

他生前曾针对西塞罗的“欲求和平，先备战争”说过这么一句话：“渴望和平者，应当谈论战争——不为备战，只为警示，警示它的恐怖与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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