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军工的这类消极态度导致两个结果：第一，对军火出口管制严格，程序复杂；第二，德国军工企业不得不“狡兔三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厂生产，以避开本国严苛的出口管制。

德国人是个相当“心重”的民族，战败这个“十字架”背了几十年，有些心理阴影渐渐成了一种社会“常态”。而这类战争“后遗症”在前苏联和美国就不存在，那里的军工被称为“国之重器”，武器出口一直是引以为傲的外汇来源。

对比之下，两者的区别其实就一个：战败国与战胜国。

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以及欧洲战略脱美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人们开始意识到军火工业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莱宾格（Peter Leibinger）指出，“这方面社会观念的转变虽然才发生不久，但是，投身国防科技研发生产的人，最起码可以不用再觉得自己从事的是有道德缺陷的行业了。”

真的是这样吗？未必全是。

德甲赛季首场比赛即遭遇抗议，球迷举起的横幅上写道：“操蛋莱茵金属交易”，“沾满鲜血的2000万”，“金钱第一，道德第二”，“丧尽天良”

就在去年五月，生意上扬眉吐气的莱茵金属向德国著名甲级足球俱乐部多特蒙德开出丰厚的条件，并最终签订了赞助协议。没想到，这笔交易引发一场不小的争议：和平主义者、人权组织及部分球迷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

由此可见，即便在“生意经”大有改观的今天，德国社会对军工的成见并未消失得无影无踪。

莱茵金属的历史“污点”及反思态度

德国的战败，也让本国许多企业受到程度不同的“牵连”，有的甚至被跟着一起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譬如：

上世纪二十年代成立、开始以生产男装为主的雨果博斯（Hugo Boss），它在当时的经济萧条中几近破产，后来转营为国防军、冲锋队、党卫队生产制服，战后也因此而“获罪”。

慕尼黑的宝马公司在纳粹掌权后，得益于希特勒的战争计划，公司营业额从1933年的3250万帝国马克增长到1939年的2.8亿帝国马克。既然是纳粹的既得利益者，战后必然受到了牵连。

最富戏剧性的是保时捷的命运：对创始人费迪南德·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来说，1933年5月与希特勒的那次会面是一个转折点。时年57岁的他因经营不善而债台高筑，因此想利用这次来之不易的觐见机会，从元首那里拿到高额的国家补贴。希特勒原本打算把这些补贴全数拨给奔驰，但最后还是决定给了保时捷。公司业务从此时来运转，蒸蒸日上，同时也把自己绑在了希特勒的“战车”上，战后自然是“吃不了兜着走”。

历史不可逆，生意还得做。纠结于历史和现实的德国军工企业该怎么办？

为了过关和减少处罚，它们程度不同地试图隐瞒各自“不光彩”的历史，设法与纳粹撇清关系，做必要的切割。

莱茵金属集团也不例外：它虽然宣称在对待历史问题时会力求透明，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莱茵金属公司网页上“125周年回顾专稿”封面图

公司的官方网站刊登了纪念企业成立125周年的回顾专稿，其中虽有涉及“强制劳动”和“幸存者回忆”，但找不到多少深挖和检讨的笔触。有趣的是，编辑煞费苦心地称这些文稿是“偏离主流叙事”（abseits des historischen Mainstreams）的作品，其意图不言而喻。

其实，莱茵金属对纳粹政权至关重要，也因此被完全国有化，改名为“赫尔曼·戈林帝国工业联合企业”（Reichswerke Hermann Göring）。它与法本公司（I.G. Farben AG）和联合钢铁股份公司（Die Vereinigte Stahlwerke AG）一起，并列为纳粹德国最大的企业集团。

然而，公司网站并未提及这些比较“棘手”的信息，更多的是描述企业战时面临的挑战，如大量工人被征召入伍，不得不由妇女和强制劳工接替军需生产；还有就是抱怨官僚机构阻碍了战时所需的武器生产等等。

莱茵金属的另一个历史“污点”，是更早前与德国极右势力的关系。

1918年-1919年间，德国爆发“十一月革命”（November revolution）。莱茵金属也卷入其中：它资助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极右组织参与了对“斯巴达克同盟”起义的镇压，以及针对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这两位革命党领导人的暗杀行动。

1933年，濒临破产的莱茵金属被纳粹接管，成为“国企”。二战期间，公司扩大生产规模，大量使用强制劳工、战俘和囚徒。

莱茵金属一方面承认使用过非法劳动力，但声称并不清楚这些人当时所受的非人待遇；同时，又通过“非主流叙事”等方式来为自己“洗白”。

莱茵金属的这种做法，在德国传统大企业中很具代表性。

军火工业中的“德国元素”

从最先的火药运用到后来生产的标准化、完整化和系列化，军火工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在19世纪工业化进程中，西欧军工业持续发展。最初仅有少数传统国营兵工厂生产火器，后来英法德等国内逐渐涌现出一批私营巨头：

法国“钢铁之王”施耐德家族（Schneider）的大型钢铁厂承接大量战争物资的生产，其在大西洋沿岸的造船厂，被用以开发潜艇和鱼雷。

欧洲的军舰建造则由英国主导，特别是维克斯公司（Vickers）。它还制造火炮、弹药、汽车和飞机。上世纪二十年代，维克斯与其最强劲的竞争对手——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公司（Armstrong Whitworth）合并，实力变得更加强大。

作为一个新兴列强，德国的企业和科研成果也在军工发展中留下过浓重的笔墨。当时德国军火工业的代表首推被誉为“德意志帝国的火炮锻造厂”的克虏伯公司（Krupp）。

最初，它通过为铁路生产无缝铸钢而获得丰厚利润。后来，在1870/71年普法战争中，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研制的钢制后膛炮（C/64/67型）射程超4公里（是当时常规火炮两倍以上），其高射速（每分钟10发）与精准度在色当战役中形成毁灭性打击。法军虽在沙斯波步枪与米特拉约斯机枪的射速方面占优，仍难抵挡普鲁士后膛针发枪的攻势。

从此，克虏伯产品威名远扬，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军火工业中的佼佼者。

克虏伯公司生产钢制后装炮的车间，这种炮使该公司在国外也享有盛名（1904年）。图片来源：ullstein bild

克虏伯不仅会造枪炮，也很会搞关系。

公司与帝国政府和德皇本人的私交都很好，加上当时缺乏有力的火炮同行竞争，所以，它在德国军备生产中获得了近乎垄断的地位，产品甚至远销中国。

不过，由于受军国主义宣传的影响，当时的军工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长期被高估。例如，1907年德国其实只有不超过2%的工人从事战争物资生产。

今天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大型军火公司在一战爆发时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军方与经济界的合作的确越来越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