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古今皆有之

“每一头在意大利游走的野兽都有自己的巢穴，但那些为了意大利而战斗和阵亡的人，除了享有空气和阳光以外却一无所有。他们无家可归，带着自己的妻儿四处流浪。这些士兵被他们的统帅诱骗去用生命保卫祖坟与宗庙，为这些过着富有和奢侈生活的人而战斗，并战死沙场，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拥有世袭的祭坛或祖先的坟墓。即便征服了世界，他们仍然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弹丸之地。”

公元前133年，古罗马竞选护民官一职的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在广场上向民众发表了上述慷慨激昂的演说。当选后，出身贵族家庭的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并剥夺了元老院的特权。他的政策得罪了统治阶层，却赢得了民众的拥护。

第二年再次竞选时，反对的元老贵族与力挺他的草根平民在会场发生流血冲突，提比略本人被一条板凳活活打死，尸体被扔进台伯河喂鱼。可以说，格拉古是当之无愧的民粹主义先行者。

如今，人们警惕和批评英国的独立党（UKIP）、法国的民族阵线（FN）、芬兰的正统芬兰人党（PS）、荷兰的自由党（PVV）和德国的选项党（AfD）。但民粹主义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它早已在不同国度、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出现过。

在尼可罗·马基亚维利（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所处的佛罗伦萨共和时期，民粹主义者是那些为了从上方获得恩惠而表现出政治顺从的草根（il popolo）；在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则是那些高喊“面包价格在飞涨，光要人权有X用”口号的“长裤汉”（The sans-culottes）；在美利坚合众国，则是那些鼓吹“定期清扫政治马厩”、“平民应享受更多民主”的“杰克逊民主”信众们（jacksonian democrats）。

到了十九世纪，民粹主义改头换面，以“凯撒主义”招摇过市，靠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来赢得选票，获得政权。1851年，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以保护普选权的名义，依靠底层平民和军队的支持发动政变，掌握实权，而议会则成为“橡皮图章”。凯撒主义虽然并不直接意味着独裁，但也不是民主，而是催生出两者的混合物：民主专制（democrator）。

二战结束后，戴高乐为法国第五共和国修宪的时候，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一个“三保险”机制：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具有为民服务意识的政党和政治家，以及遇到不可调和的矛盾时直接面向民众，通过发动群众来赢得“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

由此可见，这种利用思想简单的草根来对付“建制派”，并为自己获得政权合法性的做法并非贝卢斯科尼和川普之流的发明（“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到当权派”），而是承袭于古典时期的生生不息的“草根运动”。

二十一世纪初，民粹主义逐渐变成一种“自由民主主义”的诱惑，公投呼声此起彼伏。这说明人们对代议制民主越来越质疑。但是，如果个别政党或全体议会，越来越多地将政治决策权交给公投这一直接民主程序，那就等于把权威基础让给了民粹主义。

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当年提出的“勇于扩大民主”（“mehr Demokratie wagen”），也有可能产生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结果。在这个语境之下，中国那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就有了新的诠释可能，因为水不仅可以覆舟，亦可泛滥成灾。

结语

民主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而民粹则根植于古罗马。民主是在理性讨论中赋予、使用和管控权力的方法。民粹则唤醒人们简单的本能，哗众取宠，简而无实，乍看能伸张民意，吸引大众，排泄积郁，但结果很可能非常糟糕。

意大利大选的结果再次让我们看到，民粹主义已从内部对西方民主体制构成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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