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方面，佩泽希齐扬政府建立之初就面临哈尼亚遇刺所引发的地区紧张局势，如何应对当前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对峙，将对佩泽希齐扬政府处理外交事务构成严峻挑战。相对于强硬保守派总统莱希的执政理念，佩泽希齐扬在对外事务方面可能会采取更为灵活、务实和平衡的外交政策，这与温和保守派总统鲁哈尼的外交政策不谋而合。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体制中，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最高决策权来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总统作为国家最高行政部门领导人，对伊朗外交决策的影响力受到既有制度的约束，这决定了佩泽希齐扬政府对外试图推动缓和外交面临着国内政治的制约。

目前来看，伊朗政府在应对此次哈尼亚遇刺事件采取了军事克制策略，以延迟报复对以色列实施心理战。伊朗军方还在该国北部和西北部先后举行一定规模的军事演练，对以色列展示其军事威慑的能力。这既是伊朗政府针对以色列的政治斗争策略，也是一系列制约性因素影响的结果。

总体来看，佩泽希齐扬政府在哈尼亚遇刺事件发生后，采取了外交、政治、宣传、心理等一系列手段应对该事件引发的地区紧张局势，但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行动将采取何种方式、规模，目前尚难以确定。

伊朗反击以色列导弹飞跃阿克萨清真寺视频截图

从当前中东地区形势总体发展趋势来看，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爆发大规模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仍然存在，但演变升级为地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较低，冲突扩大化不符合伊朗、以色列及其他利益相关国的战略利益。伊以冲突还受到相关制约因素的影响，从而决定了这场地区冲突危机将延续先前的螺旋冲突模式缓慢升级。

就伊朗方面分析，伊朗与以色列、美国之间的地缘冲突模式，将延续以“抵抗轴心”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为主要参战方的战略消耗形态，通过战争边缘策略对以色列实施消耗战、心理战、宣传战和外交战，以此打击和削弱以色列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形象，伊朗政府在现阶段并未计划主动实施冲突扩大化政策。

首先，伊朗希望利用加沙战争、黎以边界冲突的现有冲突模式，对以色列实施长期战略消耗，但其理想状态是将冲突规模控制在地区战争的边缘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朗为了改善与以色列、美国之间不对称的军事实力差距，采取地区代理人战略在周边地区扶持或打造亲伊朗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黎巴嫩真主党是伊朗代理人战略的核心政策工具，哈马斯武装力量则是用来威胁以色列生存安全的关键棋子。

2023年10月新一轮加沙冲突爆发以来，伊朗为了配合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作战，积极协调“抵抗轴心”其他武装行为体对以色列实施战略消耗，其中黎巴嫩真主党在黎以边界地带的中等规模消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牵制了大量以色列国防军有生力量，还导致以色列北部地区失去安全屏障，将冲突范围从外围地区引入以色列境内。

总体而言，伊朗方面致力于利用现有的冲突模式，对以色列实施战略消耗，疲敝其军事力量，扰乱其经济发展，干扰其关键港口与对外贸易运输，以期逐步形成对以色列的战略优势。

其次，伊朗政府试图利用现有的加沙冲突与伊以紧张态势来改变阿拉伯世界的对外政策，阻止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正常化进程。近年来，伊朗对外政策的重点是针对邻国的优先政策，改善与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关系是对外事务的重点。

在2023年沙伊和解进程的基础上，伊朗希望加快与阿拉伯世界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互动和经济合作。在哈尼亚遇刺事件发生后，伊朗代理外交部长阿里·巴盖里·卡尼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进行外交联络，在沙特吉达联合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特别会议，就哈尼亚遇刺进行外交磋商与讨论。

此轮加沙冲突爆发以来，伊朗与沙特、埃及等阿拉伯世界国家的外交接触与交流频繁，这对于伊朗实践其邻国优先外交政策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冲突期间的所作所为，将迟滞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正常化进程，这对伊朗是重要的地缘收益。

真主党无人机飞掠拍摄以色列的海法机场的F-15I视频截图

再次，当前伊朗政府延迟报复对以色列是一种心理战术，既可以迫使以色列处于全国高度戒备状态，还可以借此观察地区局势动态来决定其报复时机和规模。目前，伊朗政府并未排除放弃对以色列实施军事报复的选项，前提条件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落实加沙停火谈判的协议内容，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美国、卡塔尔和埃及等相关斡旋方仍在向以色列和哈马斯施加外交压力，寄希望于双方达成人质交换谈判协议，实现加沙地带停火。如果此轮停火谈判再次失败，伊朗可能将对以色列实施基于有限冲突为原则的军事报复行动，在可预期的报复行动方式选择上，伊朗可供利用的军事报复手段包括无人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等武器装备。

在报复目标选择方面，伊朗有可能会选择打击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或军事设施，也有可能会选择近距离攻击以色列摩萨德系统在伊拉克或其他周边国家建立的秘密据点。在报复规模选择方面，伊朗可能会选择独立对以色列实施有限军事报复，也可能会与“抵抗轴心”其他组织进行协调进攻，来扩大化对以色列的军事威慑，保证此轮军事报复效果。

总之，在扎里夫辞职后，佩泽希齐扬政府在执政之初就面临着内政外交两个方面的重大挑战。

在内政事务方面，佩泽希齐扬政府面临着由强硬保守派控制下的议会，对其内阁部长候选人名单的审核阻力；而扎里夫辞职后，佩泽希齐扬还需要巩固其政治基础，维护温和保守派-改革派政治阵营内部团结，防止派系政治引发其内讧，防范内阁危机的政治风险。

在外交方面，佩泽希齐扬政府的主要挑战是哈尼亚遇刺后伊朗外交面临的选择问题，如果伊朗与以色列之间冲突陷入长期化的螺旋冲突模式，佩泽希齐扬政府将面临如何重启对外缓和外交的难题，没有对外缓和政策作为支撑，伊朗寻求解除美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将无从谈起。

目前来看，加沙冲突长期化以及中东地区陷入无休止的螺旋式冲突状态，将使佩泽希齐扬政府兑现其竞选承诺变得更为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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