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在这样的政治潮流不断强化的现实中，东亚社会应当如何回应？尤其是日本极右势力试图通过历史修正主义削弱战争责任叙事的当下，我们应当如何行动？

徐胜：日本国内的极右势力常常声称，“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与我们无关，应该翻篇了。”他们试图将历史视为已经过期的旧账。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指出：历史并不会因沉默而消失，它仍在现实中持续产生影响。要对抗日本错误的历史叙述，需要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必须明确、公开地持续发声。正如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中所强调的，中国、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以及其他曾受侵略的国家，都应当共同、清晰地指出：日本曾实施殖民统治与侵略，并造成巨大伤害。这不是“观点之争”，而是历史事实。然而当前韩国政府，特别是此前的尹锡悦政权，往往只说日本人愿意听的话，回避日本不愿面对的问题——这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第二，这不是某一国单独的问题，而是整个东亚共同的课题。正如我前面所说，日本的侵略对象不仅是朝鲜，而是中国与整个东亚。因此，必须由东亚国家共同发声、建立连带。这不是道德呼吁，而是现实政治结构的必然要求。

例如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常有人误以为它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设施”。然而，靖国神社本质上并非宗教场所，而是过去发动战争的心理工具与军事设施的一部分。日本帝国主义曾以“将战死士兵奉为神”为旗号，实际上是将这一场所用作意识形态机器，向下一代灌输“为天皇与国家牺牲是光荣”的观念。因此，向世界准确揭示这一事实，是我们的第二项重要任务。

据日本小学馆旗下周刊《News Post Seven》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很有可能在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不仅是政府层面，东亚各国民众更应以历史当事者与主体的身份行动起来。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应有勇气作证、揭露日本尚未彻底清算的战争责任。

当前，日本政府不仅未正视和承认历史错误，还持续推进再军备与“军事大国化”。对此，中国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不能仅停留在口头批评，而应在民间教育、社会连带和实地交流等层面积极行动。我担任立命馆教授的时候，曾带领日本学生前往中韩进行实地交流，亲眼见证通过亲身接触，学生的认知与态度会发生积极转变。这让我深信：中国更应坚持正确的历史立场，与更多国家联动，将议题推向国际舞台——不仅通过国家层面，也要借助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向民众持续扩散和巩固共识。

这些工作无法仅靠口号完成，而是需要我们持续努力、绝不放弃。当前日本政府不仅未承认历史错误，还在强化军备、推动国防扩张，这种动向值得警惕。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中国等国有必要共同关注并积极应对。

仅靠民间社会的联结难以解决所有问题，国家层面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中国作为二战中受害最深的国家之一，其历史评价与立场宣示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相关系统评价直至2015年才全面形成——客观上这与朝鲜战争及后续国内外复杂局势有关——但中国最终对那段历史作出了明确判断，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除了国家层面的表态，学界、文化界与民间的持续推动也极为关键。我们应不断吸引更多人关注并参与这一进程，持续开展历史记忆与和平教育。中国的战争创伤深重，我们必须让这些受害事实被国际社会承认，并确保这样的历史不再重演。

我个人的经历也让我坚信与中国人民建立联结的重要性。有一位我很尊敬的前辈，他与我是来自同一地区的中国人，毕业于同一所高中，是高我六级的学长。我还有缘结识了林伯耀老师与他的弟弟林伯辉。我们不仅在同一个故乡长大，大学毕业后，还曾共同参与过关注关东大地震期间日本对朝鲜人与中国人的歧视与屠杀的历史议题的社会运动。通过这段经历，我学到了很多，也深刻领悟到作为朝鲜人应当如何与他人团结共进。

如今，我们依然尝试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这种联系，并共同实践。那段经历让我明白，团结并非宏大的口号，而是始于生活中彼此不忘、相互牵挂的态度。

观察者网：徐教授，回顾您漫长的人生，有没有一句最重要的信念贯穿其中？在所有经历里，哪一条是您最珍视、并希望传给未来世代的？

徐胜：我不认为自己是在监狱中“过得很好”的人。身陷囹圄时，我常常自问：“我到底能不能活着走出去？”“我的人生难道就到此为止了吗？”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正是因为许多人的帮助，我在监狱中也得以拥有一个能够和大家一起坚持下去的环境。我曾与共产主义者、曾在山中从事游击斗争的人共同被囚。实际上，我并不能说自己参与了多么宏大的活动，但在那里，我从普通市民、学生这样的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也从他们那里获得了继续活下去的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明白，我的内心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那是作为一个人必须守住的最起码的尊严与立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退让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守住历史的真相，坚持对朝鲜正确的历史认知，不因利益或恐惧而妥协。

在韩国监狱里，存在一种“思想转变制度”。这个制度源于1925年日本殖民时期的《治安维持法》，本是日本检察官在监狱中适用的裁决方式，却在解放后被韩国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它要求囚犯“悄悄改变思想”，宣誓效忠于军事独裁政权，服从者得以释放，拒绝者则面临终身监禁。这一制度最初强制要求对日本天皇、资本家与地主效忠，而解放后，只在韩国保留下来，转而要求人们反对北韩政权与共产主义，转而效忠于军事独裁体制。

1979年12月12日成功发动军事政变的全斗焕（前排左五）和卢泰愚（第四）等新军部主力势力第二天在保安司令部拍摄了庆祝胜利的纪念照。韩民族日报

然而，这套逻辑完全是因果颠倒的。制造社会矛盾与压迫的，明明是国家和体制本身，却反过来强迫反抗者“改变你的思想”。

在日本，二战之前有90%以上的思想犯发生了“转向”。而始终拒绝转变的，只有冲绳人和朝鲜人，不到总数的10%。他们在最残酷的压迫之下，仍然选择坚守自己的信念。相反，来自大阪、东京等城市的人，往往为了“活得舒服一些”而更容易转向。越是受压迫、被社会逼到绝境的人，反而越表现出顽强的抵抗。

在韩国，解放后因《国家安全法》被关押的人数成千上万，其中真正没有转向的人不到10%。监狱通过酷刑、利诱、威胁家人、甚至提供女性等方式强迫他们改变立场。许多人因“家人受苦”“警察不断骚扰”“实在活不下去”等来自家庭的压力而最终崩溃。我并不是因为坚强才坚持下来的。恰恰是因为我脆弱，害怕“在我崩溃的那一刻，我身边的人会陷入更大的危险”，所以才咬牙撑到了最后。

我想对未来一代说的只有一句话：认为自己正确的事，绝不因利益而让步——那是人类所要守护的最后底线。

我在监狱中度过了十九年。在韩国，还有比我囚禁更久的人，有人已坐了四十三年、四十四年。他们当中，有我敬佩的、思想坚定的人，也有人逐渐崩溃、放弃。很多人拥有长期学习所奠定的思想基础，而我是在二十六岁、刚大学毕业不久时被捕的，因此不能说我的思想已经完全成型。

坦白说，我是一个有些脆弱的人，一个喜欢玩耍、讨厌痛苦、渴望舒适的普通人。这样的我，被置于无处可逃的监狱中，最终不得不面对自己。当然，如果选择转向，刑期可能缩短，也可能早点出狱。但我知道，即使靠说谎活下去，我也无法真正活下去。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坚强的人，但我至少想守住那条作为人不应越过的界限。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