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性言论，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有专家指出，高市的相关言论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试图借台湾问题突破“和平宪法”束缚、重走军事扩张道路的危险意图。202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高市的此番发言，无疑是对历史正义与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

在11月13日至14日举办的“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5）”期间，韩国又石大学讲席教授徐胜分享了他对东亚历史与和平的深刻见解。

徐胜教授出生于日本，在韩日两国求学的经历塑造了他独特的跨国视角。他因其信念曾遭受长达19年的监禁，狱中的酷刑与抗争使其对“人类尊严”的维护有着切肤之痛。获释后，他将个人苦难转化为公共行动，积极投身反拷问运动与“东亚和平运动”，联合多地的历史受害者，共同面对过去。他领导“东亚联合反对靖国神社行动”，长期关注地区历史认知问题，强调“反法西斯”历史叙事是构建东亚和平与正义秩序的核心价值，共同抵制历史修正主义，携手守护和平。

以下为徐胜教授与观察者网对话的文字稿整理。

【对话/周佳琦，整理/观察者网 郑乐欢】

观察者网：徐胜教授您好，非常荣幸能够与您对话。教授您出生于日本京都，在东京接受教育，之后又前往韩国留学。这样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跨国成长经历。我想请问，这些经历对您早期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徐胜：您提到了“跨国成长经历”，我并不完全这样认为。在我看来，我是回到了家乡。我的爷爷和父母都来自朝鲜，而我虽然出生在日本，并在日本度过了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成长岁月，但起初我并没有清晰的“朝鲜人”意识，甚至连朝鲜语也不会说。直到听到日本人称呼我们为“朝鲜佬”，我才从小逐渐意识到，原来我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鲜人。因此，我上大学并不是去韩国留学，而是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朝鲜人，回到自己的故乡。我希望通过这段经历，真正明确自己是谁、属于哪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认同感。

观察者网：在您的人生中，还有一个无法忽视的决定性时期。您曾因政治事件在韩国被监禁了19年，期间遭受了拷问，甚至多次以自伤方式抵抗。请问，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您在那样极端的环境中坚持下来？

徐胜：面对拷问本身，我并不是“勇敢地忍受了”。相反，我深深感受到自己的软弱与恐惧。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在拷问中崩溃，为了活命，我可能会牵连到周围无辜的人，甚至被迫承认不存在的“罪行”——这样的结果是我无法接受的。正因为我极度害怕这种“背叛的后果”，所以我选择了自伤与拒绝供述。这不是因为我坚强，而是因为我太害怕自己会变得更软弱、变得不再是自己，所以我只能那样做。

1971年10月，徐胜兄弟（右边是徐胜，左边是其弟）在法庭上听取检方的判决。韩民族日报

观察者网：那段日子是超越常人承受范围的痛苦，但教授您并没有让痛苦仅停留在个人记忆中，而是将其转化为社会行动：您在出狱后投身“反拷问运动”与“东亚和平运动”，并与韩国、日本、琉球以及中国台湾等地的受害者交流、记录、发声。接下来，想请您谈谈——是什么意义促使您决定不沉默，而是选择将那段经历重新带回社会？

徐胜：在监狱的那段日子里，我常常自问：“我还能重新回到这个世界吗？”当我了解到韩国正处于军事独裁与分裂体制之下，而东亚等地有许多人正携手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时，我也开始思考自己能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认为在监狱中守护那些未能获得自由的政治犯，不仅仅是一个人权的议题，更与朝鲜半岛分裂格局和外国势力干预下的社会结构问题紧密相连。

此后，我将自己的实践方向逐步扩展到反对酷刑运动、人权运动，以及推动东亚地区的民间团结行动，直至今日，我仍视这些为我的使命。可以说，这种将个人记忆与社会团结相连接的过程，从根本上与东亚的历史问题息息相关。

观察者网：您将个人的痛苦经验扩展为社会性的连带行动，这与东亚历史问题密切相关。教授您曾参与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东亚共同行动运动，您始终强调：历史认知是和平的基础。今年，世界迎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这一历史节点，在东亚追求和平与和解的过程中，您认为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徐胜：事实上，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我曾专程前往北京参加相关活动，至今已经过去十年了。我认为当时中国政府提出的许多原则非常重要且正当。而我之所以参与，并非“站在某一国家的立场”，而是因为我自身就是在分裂与殖民的历史结构中成长起来的人。我出生于一个曾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朝鲜人家庭，这段历史不仅发生在朝鲜，也发生在中国、越南等地，是东亚共有的殖民记忆。我们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承受了同一种结构性暴力。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共同合作去面对它，而不是各自为政。

朝鲜的统一并不只是朝鲜人的问题，它与整个世界——尤其是东亚的和平——息息相关。因为在解放之后，朝鲜半岛、琉球以及中国台湾，都在不同形式下再度陷入美国主导的战后体系之中。这些地区共同面临着被外部势力重新制约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以东亚的团结来对抗结构性的统治与压迫。

很多人认为“过去的战争已经结束，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但问题其实从未真正终结。过去的加害与受害，至今仍以各种现实方式延续。例如日本军“慰安妇”问题、强制劳工问题、殖民侵略造成的死亡与剥夺……这些都不是“已经过去的事”，而是仍在持续涉及责任、赔偿与尊严的进行式。更明确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曾出现短暂的“解放与希望”，但很快就被美日同盟体系重新控制与定义。

您的提问非常重要，因为这不是抽象的历史，而是直到现在仍在继续的问题。

观察者网：我们可以看到，中、韩、日三国对于80年前那场战争的集体记忆，存在着显著的断裂与差异。教授，根据您的观察，这种差异的根源是什么？

徐胜：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追溯到鸦片战争。当时的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富庶、最强大的文明之一，但在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下逐渐衰落。而日本则选择模仿并追随西方帝国主义，通过对外侵略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这导致日本成为东亚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与朝鲜则成为其侵略与统治的对象。这正是历史差异形成的最核心根源。

我从小在日本以“朝鲜人”的身份生活，亲身体验了这种差异与歧视。这使我自然而然地思考：我应当终其一生，以自己的经验去面对、记录并尝试改变这段历史结构。我们这些曾在帝国主义体系下生活、被其统治和压迫过的人，都有着相似的经历。正是这样的共同经验，促使我们必须将各自的记忆与经验汇聚起来，共同组织行动、共同发声。

正如您所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许多朝鲜人逃离日本殖民统治后，有人前往重庆、有人前往延安、也有人去了莫斯科或在中国东北参加抗日武装。他们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不少共产党人也共同开展了革命运动。然而，在二战结束、冷战格局确立之后，这些连带关系被切断了，彼此之间逐渐陌生、失去联系。

面对这样的断裂与分离，我认为必须重新恢复这种连带。正如我刚才所说，东亚的冷战体制、国家暴力以及日本殖民主义的残余影响，使得韩国、冲绳、中国台湾乃至日本国内，都在外来统治结构下形成了相似的历史问题。正因如此，我开始参与跨国连带的社会运动，呼吁重新连接这一共同历史。

1971年在首尔大学留学期间因间谍罪被捕的徐胜，在服刑19年后于1990年获得假释，与家人拥抱。东亚日报

观察者网：这些关于历史记忆的差异，不只是“过去的问题”，它们已经深刻影响到今日日本政治的走向。在战争结束80年后的今天，日本的极右势力愈发猖獗，对此，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及其根源？日本社会中“极右思想”与“历史修正主义”兴起的核心结构是什么？

徐胜：当前日本社会整体已与极右化趋势紧密联动，这一点在近年历史教育政策的变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根源需追溯到二战结束后的安排：日本当时实际上处于盟军占领之下，尤其受美国主导。

最初，美国确实有意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彻底清算，包括逮捕战犯、解散军队、清除法西斯体制，并防止军国主义复活——这些原是罗斯福总统时期的既定方针。

然而，罗斯福去世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对日政策发生转向。出于战略考量，美方认为与其彻底瓦解日本，不如保留其国家体系与军政结构，使其成为东亚反苏反共的前沿阵地。于是，美国停止了对日本战犯的全面追责，也未推动日本就其殖民与侵略历史进行深刻反省。作为交换，在美国主导下，天皇制度得以保留，并在日本宪法中写入著名的“和平条款”，禁止其再度发动战争、保持正规军，但与此同时，美国又鼓励日本作为反共阵营中的“战略伙伴”发挥作用。

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局面：日本一方面以“和平宪法”自居，另一方面却在意识形态与历史认知中，保留了未经清算的军国主义结构。

日本在战争中失去了三百多万生命。虽然相较于中国、苏联等国，这一数字较少，但对日本民族自身而言，这是极为深刻的创伤。自美国占领开始，日本长期倾向于将战争的失败归因于美国，而非中国。在这一叙事中，日本与美国均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或轻视了与东亚各地民族解放力量之间的斗争历程。于是，日本社会逐渐形成两种情感的交织：既有对战争的厌恶，也有将自身受害经历置于中心、从而淡化加害历史的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是战争受害者”的叙事逐渐压倒“我们曾是侵略者与加害者”的应有反省。极右势力正是利用这一点，通过煽动民族受害情绪来获取支持，这是其得以长期存在并扩大影响的社会心理基础。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泡沫经济崩溃”，一夜之间从“世界最富裕国家”陷入普遍经济困境。社会心态随之变化，出现诸如“我们本是强大优秀的国家，为何沦落至此？一定是外部世界拖累我们”的论调。在这样的排外主义氛围中，安倍政权重新强调日本帝国时代的“荣光”，激发了一种怀旧式的民族优越感，社会风气随之右转。

就我个人的观察来说，这一转向最直接的表现，是对在日朝鲜人——尤其是朝鲜学校——的系统性歧视与打压不断加剧。这些学校不仅面临经费削减、资助排除，还遭受舆论污名化与社会攻击，导致许多普通日本人不敢公开声援，甚至出现父母告诫子女“不要和朝鲜学校学生来往”的现象。

而推动这种敌意扩大化的关键事件，是所谓的“日本人被朝鲜绑架问题”。日本政府借此将自身塑造为“受害者国家”，将朝鲜人刻画为加害者，从而在舆论中颠倒了历史上的加害-受害结构。批评绑架行为本身并无不妥，问题在于，日本借此掩盖自身过去的殖民与侵略历史，将舆论焦点转移至自身受害。于是，朝鲜人乃至韩国人，逐渐在日本媒体与政治话语中被塑造为“威胁者”与“敌人”。

这种叙事逐渐渗入日本社会心理，导致如今不少日本人轻易将中国、朝鲜、韩国等人群视为“可疑、危险的外部者”。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在二战后从未真正完成对帝国主义历史及其加害责任的清算。美国为服务冷战布局，保留了日本原有的统治结构，未能推动其实现彻底的历史反省，致使日本社会始终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责任意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