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治理绩效和社会文化角度来看，澳门居民对北京中央的高信任有三大可能的来源：

第一，在回归后，中央政府对澳门提供了好的政策支持。

这也是最明显的政治信任来源；因为从理性选择角度看，人们对于政府的信任基于政府提供好的公共政策的能力。（事实上，判断一个政策是否“好”，要看这个政策的直接效果、附带效果、潜在效果和象征性效果。本文由于篇幅有限，只能集中关注政策产出。）

如何评价中央政府对澳门的政策支持？可以以澳门回归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作为观察对象。

澳门作为传统微型经济体，虽然地理位置优越，但内部市场狭小，资源（土地、人力）缺乏，同时经济增长受到外围经济影响较大，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回归前，由于依赖配额和普惠制的出口加工业发展模式受到挑战，且博彩合约被修改，澳门经济自1996年至1999年均处于低谷，连续4年出现负增长，市场萧条冷清，失业率高企。

回归后，中央政府为破解澳门经济发展难题，在回归后的10年间先后签署实施了《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及6个补充协议、开放内地居民赴澳门“个人游”、允许澳门银行试办人民币业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澳门进入内地市场提供了重要机遇。

在这一系列支持政策的推动下，澳门经济摆脱了下行状态，进入跳跃式发展阶段：1999年到2008年的10年间，澳门GDP增长了2.6倍，人均GDP增长了3倍。此外，自2003年自由行开放到2008年，内地累计赴澳游客达8419万人次，对帮助澳门增加就业产生了巨大作用：到2008年，澳门失业率已由回归前的6.3%下降到3%。

2010年之后，以《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代表的区域合作政策文件推出，不仅意味着中央对澳门的政策支持从领域分散进入到搭建平台、持续稳定的新阶段，更意味着澳门对内地经济发展从中度依赖进入到深度整合阶段；中央政策对澳门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更为明显。

因此，从政策产出来看，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支持为澳门经济的复苏和飞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这对澳门居民对中央政府保持高的信心水平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在回归后，澳门治安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治安状况作为居民幸福感指数的重要指标之一，是政治制度有效性与政府治理能力的体现，也是政治信任的重要前提。

回归前，由于黑恶势力争夺利益、澳葡政府不作为、警队涣散等原因，澳门的社会治安状况十分严峻，纵火、绑架、杀人、黑社会火拼等案件频发，甚至出现枪杀政府官员、炸毁最高治安首长座车、在澳督府附近引爆炸弹等事件。

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通过组建特区警察总局，统一司法警察局和治安警察局工作，改善了此前的多头治理局面；此外，特区政府通过制定《有组织犯罪法》、《澳门特区内部保安体系纲要法》等法律，加强了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监控、预防和打击，完善了澳门内部的保安体系。同时，澳门特区政府还与内地特别是广东公安机关进行密切协作，组织业务交流活动，联合打击跨境犯罪。

回归一年内，澳门的凶杀案件减少了72%，纵火案下降了40%，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旅游城市之一。

回归前后澳门治安状况的强烈反差，形成了目前澳门中、老年人一代集体记忆，也影响了其对政府和回归信任感和认可感的重要来源。

第三，澳门华人社团的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澳门居民本土意识与国家意识相结合的观念。

从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到20世纪初期，葡萄牙政府和明清朝廷对澳门的控制就一直处于均势；这导致在殖民时期的澳门，无论是居澳葡人还是华人都不能拥有独立的发展决定权。

在这一时期，占澳门人口绝大部分的华人移民组成地缘和业缘社团，开始面向华人群体提供非正式的公共服务，如开办教育机构、建设非正式法庭等。

澳葡政府在当时无法对澳门社会实施全面强势管制的情况下，选择与华人社团这一非正式的政治架构建立“委托-代理”关系，依靠华人社团与澳门民间和中国官方进行沟通。

1966年“一二·三”事件后到回归前，华人社团进一步构成一个能有效进行社会治理的权力体系，获取了较高的合法性；同时，对澳门华人来说，在当时加入社团代表着可以获取更多权力和资源，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策略，因此社团对澳门华人的覆盖率很高。这也是澳门人“政治中国”价值观的形成基础。

回归后，澳门逐步形成了以“三大社团”（工联会、中华总商会、街坊总会）为首的、完整的华人社团体系，并将“政治中国”的话语带入社团的对外宣传及日常活动中。例如，工联会通过与内地相似的展览、讲座、表演等形式展示国家民族观，中华总商会则通过与内地官方或外国访问团进行民间外交活动，来展示“澳门与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体性”；三大社团的重要仪式都会邀请代表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出席。

由此，在华人社团的推动作用下，澳门居民中建立起一种“爱国”与“爱澳”结合的政治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随着内地和澳门政治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而被进一步强化。

虽然由于近年内地劳务移民的进入，澳门产生了部分经济层面的自我保护意识，但这些本土意识并没有最终转化为如同当今香港的政治层面的分离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一“政治中国”认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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