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魏程琳】

最近，给城市增添人间烟火的“地摊经济”火起来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积极规划摊点摊位，以此增加人口就业收入机会。还有地方城管主动喊摊贩出来摆摊。既往城管摊贩之间的猫鼠关系如今变成了伙伴关系，“地摊经济”也一时间成为活跃市场经济、协调政府市民关系、为大城市增光添彩的“灵丹妙药”。

然而，既然“地摊经济”有如此妙用，为何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明确表示地摊经济不适合它们呢？事实上，地摊经济无论是对于民生就业、生活，还是城市街头公共空间治理都有着重要影响，北京、深圳等城市的理性反应，无疑给过热的“地摊经济”降了降温。

地摊不是想摆就能摆

地摊经济作为一种草根经济，具有低成本、低门槛的特征，通常是城市贫弱人口（以老年和残疾人为主）、进城农民群体在街角、路边和人口密集的医院、商超周边经营的小生意，其服务对象相对固定且有限。

显然，这种占道经营经常受到城管、食药监部门的管理和劝阻，但在长期的管理互动过程中，摊贩在城市治理规范、经营范围、经营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了自觉意识，他们既不会影响商超经营，也会尽量降低对市民生活的干扰，还会注意与城市管理部门、环卫部门配合，做好周边卫生、上级检查等工作。

然而，突然而来的地摊经济政策，扰乱了街头社会经过长期互动形成的分利秩序。事实上，无论国家管控得多么严密，城市空间总有管理空白、疏漏地带。若此地带有利可图，就会有寻利者蜂拥而至，经过一段时间博弈，这一有利可图的空间基本被分配完毕，每个经营者都有相对合适的空间和相对稳定的收入。而不谙世事的外来摆摊者很容易被排挤出去，他们非但不能获利，反而可能赔本。

武汉某城管队员告诉笔者，2015年他曾经和几位同事穿便装到武汉江滩摆摊暗访，结果不断遭到原有摊贩排挤，他们说：我们在这都几年了，你要挪个地方。最后他们只得到人流稀少的地带摆摊，几天下来，不但没有挣钱，反而搭进去了人力成本，他们进的货也只能送给亲戚朋友。

这些长期“混迹”街头的违规摆摊者，不但要与城管等政府人员斡旋，还要与新来者竞争，甚至要给一些地方灰色势力交“管理费”，才能保住自己不太稳定的街头经营地位。而在那些官方指定的摆摊地带，摊位早已摆满，例如江汉路步行街旁的巷道。

江汉路上的地摊主一边摆地摊一边直播，图片来源：楚天都市报

2000年前后，政府为了解决城市贫困家庭就业问题，在繁华街市旁边划出一段公共空间，作为公益性摊位分给贫困家庭经营，但他们或者经营不善或者不愿经营转而出租给他人，摊位经过多次转手后摊位费已经从每年三五千元涨到每年几万元，2013年前后，还有一群人专门“炒摊位”，一个2平方米左右的摊位竟然被炒到5、6万元/年。

地摊经济“火了”之后，摊位转卖的现象将更加常见，然而，这实质是将属于市民的公共空间转变为私有之物的行为，一旦出现且被官方认可或默许，将为今后的城市治理埋下隐患——官方很可能因此失去在公共空间治理的合法性。

在城乡结合部地带、城中村地带，由于管理部门交叉、物理空间复杂，通常成为城市治理的薄弱地带。这些公共空间的地摊经济一直很“火”，周边居民所需的各种生活物资用品几乎都可以从地摊上获得。这一地带的秩序通常由官方认可的社会自治机构或人员完成，例如城中村自行组织的市场管理服务队，或者某位有影响力的人物。

显然，无论是城乡结合部、城中村，还是繁华的商超周边，抑或是公园、游乐场、医院、高校等公共场所的门口，都不乏摊贩的身影，他们对周边环境和利益空间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今天的市场经济或城市经济服务显然处于一个饱和状态，只不过由于疫情而暂时隐退，或者在城市管理部门的努力下而略显稀疏，但这后一种的秩序平衡显然符合市民、摊民的利益。

综上，地摊经济是一个城市治理、社会利益分配和机会竞争的综合性问题，看起来“简单易行”的地摊显然不是想摆就能摆。

地摊经济的就业功能真有那么大？

各地以保民生、促就业的口号积极推动地摊经济，据报道，成都市政府通过地摊经济新增10万就业岗位。然而，地摊经济政策的就业功能真有那么大吗？

经过仔细观察，政府统计的就业人数中，相当一部分人长期从事地摊经营活动，这不过是将之前非法摆卖的摊贩合法化了；还有一部分经营者因店前经营地带拓展而略微增加工作人员（通常是钟点工），也有部分新加入摊贩行列的人员，这些人既没有工作经验，也没有自己的经营范围，算是真正的新增就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