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霆】

近几年，日本政界频繁打出一个政治口号——“本国人优先”。在高市早苗执政之后，这个口号被进一步包装为“维护治安”“守护公平”“保护日本人生活环境”的正当政治路径。与此同时，针对外国劳动者、留学生、长期居住者的一系列收紧政策陆续出台，“违法外国人”“不缴社保的外国人”“不守规矩的外国游客”不断被突出呈现。

如果只看表面，这似乎是一种“为本国国民负责”的强硬路线；但从数据和制度层面深入分析便可发现：所谓“本国人优先”，很大程度上只是把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转嫁给外国人，以此回避对本国财政、教育、劳动力市场和地方社会的深层改革。

日本政府不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而是选择了更低政治成本的方向——转移愤怒，而非解决问题。

这在日本高等教育与移民政策两个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11月17日，日本经济安全保障相小野田纪美表示，关于外国人政策“要坚决应对部分外国人的违法及违规行为”。她同时兼任高市早苗政权新设立的“与外国人有序共生社会”的负责阁僚。她表示“要打造不良外国人不在日本的环境”。日经中文网

一、日本大学“贫困化”的真相：经费持续削减，而不是“外国人抢走资源”

如果认真回顾2004年国立大学法人化以来的财政数据，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趋势：国家对大学的基础投入是持续收缩的。

2004年度，日本全国国立大学的“运营费交付金”（相当于经常性拨款）总额约为1.24万亿日元，到2023年度已经降到约1.08万亿日元，名义上削减了大约13%。更重要的是，这期间物价和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因此从“实际购买力”看，大学可支配的基础经费降幅远大于13%。很多大学管理层的说法是：从2004年起，运营拨款几乎每年被要求削减1%～3%，十几年下来累计缩减超过一千亿日元。

那么，削减的是什么？主要是最基础、最“没存在感”的部分——教师和职员工资、日常教学运行、图书采购、实验消耗品、基本设施维护。今天，很多国立大学的现实是：仅靠运营拨款已无法覆盖全部人力成本，只能靠附属医院收入、企业委托研究和各种项目款来“补窟窿”。结果就是：

·教职岗位减少或冻结，年轻学者很难获得常设职位；

·课堂规模变大、课程被合并，学生受教育质量下降；

·教员将大量时间花在写项目申请、跑外部资金上，真正用于教学科研的时间被挤压。

科研数据也印证了这种“慢性饥饿状态”。200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日本学术论文年产量基本停留在7万～8万篇上下，而同期全球论文产出增长了约60%以上，日本在全球科研版图中的相对份额持续下滑。

博士教育也明显疲软：博士课程新生人数从2004年前后的约1.8万人下降到十年后的约1.5万人，此后仍在下行。对很多优秀学生来说，“读博”越来越意味着高风险、高度不确定性的职业路径。

这不是因为日本学生“变懒了”，也不是因为“外国人抢走了研究资源”，而是制度层面长期挤压高等教育投入的直接结果。

同时，学费端几乎被“锁死”。国立大学的本科标准学费于2005年上调至每年535800日元（注：按实时汇率，约合人民币25000），此后近二十年未再变动。表面上，这是一种保护学生、维持公平的举措；但在运营拨款年年削减的前提下，这也意味着大学没有太多通过学费弥补资金缺口的空间。近些年，部分国立大学尝试小幅上调学费，例如东京工业大学、东京艺术大学、千叶大学、一桥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等，但立即引发学生和舆论的强烈反弹。

2024年6月21日，东京大学学生在安田讲堂前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学费上涨，要求与东京大学总长藤井辉夫会面。朝日新闻

山口大学是典型案例之一。2025年11月，山口大学宣布自下一年度起本科年学费上调20%，从53.58万提高到64.296万日元，直接顶到文部科学省允许的120%上限。校方给出的理由是“运营困难”“物价上涨”“改善教育环境”，而学生的感受非常直接：当前学费已经接近极限，再涨下去很多人根本读不起大学。约150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因此举行集会，100名学生举着“授業料値上げ反対”的标语至校长室，递交要求撤回涨价、公开决策过程的请愿书。

从国家层面来看，这样的冲突其实不是“个别学校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财政选择的自然结果：一方面削减基础拨款，另一方面又不愿系统性地讨论学费与助学金制度改革，最终将大学推入“财政性贫困”，再把具体涨价措施推给个别学校去承担舆论压力。

在这一整套过程中，“外国人”几乎没扮演任何决定性角色。经费削减是政府决策，人口结构变化是长期趋势，学费冻结也是日本国内政治选择。若在此背景下将大学贫困化归咎于“外国留学生太多”“外国人在占资源”，不仅在事实层面说不通，更是在用简单叙事掩盖复杂的制度问题。

二、日本对外国劳动力和留学生的依赖，是现实而不是“威胁”

与高等教育财政同样具有结构性的问题，是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和人口结构。

截至2024年，在日外国劳动者人数已经达到230万人左右，创历史新高。相较十年前，这一数字几乎翻番。制造业、建筑业、餐饮、住宿、介护等行业中，外国劳动者的占比持续上升，其中制造业约占外劳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护理和社会福祉领域的外国劳动力同比增幅超过20%。这些领域恰恰是本国年轻人不愿进入、但社会又不可缺少的行业。

在留学生方面，疫情后日本留学生总数迅速恢复并创新高。2024年，在日留学生约33万多人，同比增长超过20%。中国、尼泊尔、越南等国学生构成了主要来源。与此同时，日本18岁人口已降至约110万，预计未来还会持续下降。许多地方大学已部分依赖留学生维持招生规模和课堂人数，不少地区知事公开表示：没有外国学生和外籍居民，地方高校和地方经济都难以维持。

这些数字说明，日本社会早已进入一个“事实上的多元社会”：在工厂、工地、护理机构、地方大学、语言学校，外国人的存在已经不是例外，而是日常。如果突然大幅收紧外国人政策，不是“保护日本人机会”，而是直接动摇当前经济结构和地方社会的运行基础。

日本多家智库和政府内部研究也承认，要在高龄化和少子化背景下维持劳动力规模，日本到本世纪中叶需显著增加外国居民比例，长期目标通常被估算在总人口的10%左右。这与目前约占总人口3%的外国人比例有相当大的差距。换言之，从实际需求来说，日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外国人才与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