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国人优先”的话术如何被用来转移矛盾

在这样一个结构现实下，高市早苗政府却选择了另一种政治叙事：把种种社会不安聚焦到“违法外国人”身上。

上台后不久，高市就在内阁层面设立“外国人政策相关会议”，强调要严打非法滞留、收紧外国人购地、对不缴社保的外国居民采取严格措施，加强对部分国家驾照转换、签证资格的审查。一些高度耸动的表述也频繁出现，例如未经证实的“外国游客在奈良公园踢打神鹿”“外国人不尊重日本文化”等。这类说法即便后来被证明缺乏确凿证据，但往往已经完成了政治效果：在舆论中加深“外国人是潜在问题制造者”的印象。

高市早苗炒作外国游客踢打奈良鹿

就技术层面而言，加强对非法滞留、社保逃缴、部分治安风险的管理本身并非不可讨论，任何国家都可以就移民制度进行规范调整。但问题在于，当这些议题被不断突出，并与“本国人不满”“生活不安”“资源紧张”等宏观情绪捆绑在一起时，它们就从合理治理问题变成了转移矛盾的工具。

例如，在学费、社会保障、就业不稳定、工资停滞等问题上，本应问的是：

为什么国立大学的运营经费要连续削减？

为什么博士教育和基础研究投入长期不足？

为什么青年就业质量和工资增长滞后？

为什么地方振兴战略多年见效有限？

这些问题指向的是日本国内的财政分配、税制结构、产业政策、人口政策等核心议题，回答起来困难，承担责任代价高，牵涉既得利益集团广泛。

而如果把话题扭转为：

“是不是外国劳工太多？”

“是不是留学生占了机会？”

“是不是外国人不缴社保让日本人吃亏？”

这就很容易在情感上获得部分选民的认同——尤其是在生活压力不断增大、对未来感到不安的群体中，这种“情绪捷径”降低了政治成本，但几乎不会触及任何结构性矛盾，只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然后再简单归咎给一个相对弱势、议价能力低的群体。

四、高等教育和外国人政策之间的隐性联系：谁真正为不作为买单？

结合财政与人口两个维度来看，“本国人优先”话语的真正后果，并不是保护了日本青年，反而很可能通过以下方式伤害了他们：

第一，在高等教育方面，运营经费的长期削减使大学教学和科研质量面临系统性下行风险；学费冻结与偶发性涨价并存，既无法为大学提供稳定财源，又在局部制造学生负担冲突；博士教育吸引力下降削弱了整个社会的知识生产能力，使未来高质量就业岗位减少。

这些后果最终将压在日本学生身上，他们面对的是资源不断被压缩的大学、愈发有限的科研机会以及一个创新动力不足的经济环境。

外籍人士在东京闹市区工作 路透社

第二，在劳动力与地方社会方面，在实际劳动力需求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收紧对外国人的接纳，不会“多留机会给日本人”，而是让企业和地方承受更严重的人手不足与服务衰退；留学生减少、外国居民减少，会使原本尚能勉强维持的地方大学、地方经济加速萎缩，而这恰恰是许多日本年轻人本可以继续生活和就业的空间；排外氛围的增强可能反过来影响日本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减少海外投资、合作科研和留学交流机会，进一步削弱日本整体发展潜力。

这个意义上，所谓“本国人优先”，实质上可能演变为“本国人长期吃亏”，看似替日本人“出了气”，实则削弱了他们赖以发展的制度基础。

五、结语：谁是真正被“优先”的对象？

回到最朴素的问题：“本国人优先”究竟优先了谁？答案并不难推断：并不是优先了山口大学那些为学费奔走的学生，他们得到的只是涨价通知和形式性的说明会；也不是优先了在工厂、护理、建筑一线的劳动者，他们面对的是人员不足和工资长期停滞；更不是优先了那些选择读博从事科研的年轻人，他们在预算压缩和职位稀缺中被迫退出。

在现有制度安排下，真正“优先”的，往往是延续的财政紧缩路径的延续、固化的预算分配格局，以及避免触及税制与社会保障改革深水区的惰性政策。

在这一点上，高市早苗政府的“本国人优先”并不新鲜，只是把历届政府对结构问题的回避推向了更明确的“外部归因”道路：将长期积累的财政、教育、人口矛盾包裹在“外国人问题”的壳子里，再递给选民当作答案。

从数据和制度逻辑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说：日本的大学贫困化，源于持续削减运营拨款和欠缺系统性投入；日本的劳动力紧缺，源于少子高龄化和产业调整滞后；日本地方社会的衰弱，源于人口政策长期失衡和区域发展策略有限。这些重大问题的主要责任人是本国政府，而不是“外国人”。

在此背景下，继续高声宣讲“本国人优先”，如果不能伴随对高等教育投资、劳动力政策、地方发展等核心问题的正面改革，只会让这一口号越来越空洞，甚至变成一种对本国民众的再度误导。真正负责任的政治，是面对这些难题并付诸改革，而不是在“外国人”三个字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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