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出于反制台湾当局“去中国化”课纲的用意，岛上舆论近来热议风靡全台的清宫剧，宣称那是“去中解药”。这里衍生的一个问题是，在教科书上的缺漏，通过影视剧能不能、或能多大程度地弥补这种缺漏所造成的认知偏差？

日殖经验下的野台戏与中国认同

清朝割让台湾以后，日本殖民主义现代化来到台湾，与之对抗的是前清遗老式的传统汉文教育，后者在日殖末期转入地下化。特别是汉文书房遭到日殖当局有计划地扑灭以后，有别于殖民体系下的现代化公学校教育，那些忠孝节义的传统元素，却通过歌仔戏和布袋戏一类的野台式传播，而奇迹似地在庶民的日常生活中留存下来。

作家郑鸿生认为，这是台湾光复后有别于日殖世代的新生代，能够接受国府民族精神教育的一个内因。【1】从这样来看，以庶民大众为诉求对象的戏剧演出，确实能一定程度地弥补日殖教育“去中国化”的阙漏。

虽然其后的两岸分断体制，让“反共”元素影响民族精神教育的完整性，埋下“台独化”政治的近因；但民间戏剧所传承的中国意识和历史记忆，仍然是一部份台湾人的人格成分，超越了政治壁垒的阻隔。台湾知名的歌仔戏演员杨丽花说：“出来演歌仔戏就是为了保留忠孝节义，忠孝节义是一定要的，做人如不知人情义理、饮水思源，那就不是中国人了。”可视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台湾著名歌仔戏演员杨丽花

不过，戏剧表演所能起到的作用，毕竟和学校教育的影响不同。尽管在国家体制下，教科书和影视剧往往是国家意志或形态的反映，但因为意志养成阶段和诉求对象的性质不同，教科书的观点要求统一，而影视剧的内容则容许一定程度的多元化。换句话说，教科书的目的在于打造国民意志，而影视剧的用途在于疏导庶民情思，这就像是国歌和流行歌的关系。而且，后者不能违反前者的底线，历来除了改朝换代之外，只有影视剧和流行歌曲被禁，而不闻教科书或国歌被禁，就是这个道理。

日殖时代的台湾民间戏剧，虽然能隐秘地传承中国意识和历史记忆，但也无法完全取代日殖当局的教科书与宣传。公学校那些“效忠天皇”的同心圆史的教科书固不在话下，更有以日资为后盾的影视剧宣传来影响民众的三观，例如编造泰雅族少女“为国牺牲”的电影《莎韵之钟》。这部电影于1943年在台湾、伪满、华北、上海、南京及日本各地上映，成为驱动侵略战争的宣传工具，有些少数民族还因此参加了南洋战场的“高砂义勇队”。

莎韵实际是枉死在殖民地时代的压迫，直到本世纪却还有知识分子刊文美化她的悲剧。2018年5月的《智子之心》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同样的“后殖民现象”。如此看来，影视剧往往也反映政治气象，与教科书发挥同样的功能。

《智子之心》剧照

影视剧中的抗日与亲日

以清末的甲午战争为例，为了强化辛亥革命、倒满建国的正当性，过去台湾的历史教科书特别突出清政府的腐败；现在的台湾教科书也强调这一点，但用意在于为“去中国化”找理由。它们的共同点，是对甲午战争的中方海陆军抱以蔑视或嘲笑，有些老师还在课堂上激昂地演说北洋水师如何颟顸、如何失能，使得学生对于清末军人只有全盘否定式的平面印象，甚至一面倒地联想成中国人是劣等民族。

从某种程度来说，除了反帝反殖民之外，对前朝的全盘否定，往往出于政权移转的需要，但同时也反映了自身的政治焦虑，是一种自信不足或者幼年期的政治气象。后者经常以自己经历过而别人没经历过的标准来要求别人换位思考，进而要求别人换位感受或接受；否则就施以“保守”、“反动”、“落后”的话梗，来平面化前人的价值。如此一来，就经常不自觉沦为复诵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机器，从而局限历史的认识。

因此，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台湾的教科书或影视剧都没能立体的、多向度的描述这件中国近代史上关乎台湾命运的大事。一般台湾人或知道牛昶昞这样的人，但要知道左宝贵、邓世昌、黄建勋、林履中、刘步蟾、林泰曾、徐邦道、杨用霖等烈士的事迹，除了自学之外，还可以观看1992年出品的《北洋水师》。这部电视剧反映了大陆当局的政治气象，已超出对清朝全盘否定式的幼年阶段。“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两句话的镜头，为观众留下腐败官僚言说中的英雄记忆。

二十年后，同一位大陆导演的作品《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上映。这不但适时对中日之间的东海局势做出反应，还弥补台湾教科书上语焉不详的钓鱼台主权认识。两年后，甲午战争120周年，大陆隆重海祭甲午烈士，以官方的立场肯定清朝那些为祖国奉献生命的军人，反映了自身的历史格局和政治气度。台湾方面则只有民间的团体和刊物，如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海峡评论》和《两岸犇报》等，对此做出正面响应。因此，台湾青少年的中国认同和历史记忆，就无法倚赖台湾当局控制下的媒体或教科书，而必须自觉地、孤独地寻找材料。

2014年是两岸间的多事之秋，台湾社会有反服贸太阳花运动、反微调课纲运动等，同时还有一部美化日殖时代的自我再殖民的电影《KANO》上映。后者取材自1931年嘉义农林学校学生棒球队进军全日本中学棒球大赛，而最终获得“准优胜”的故事。这部电影的监制人，曾经执导取材自1930年雾社抗日事件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并分别于2011和2012年在两岸上映。既拍抗日片，又拍媚日片，这种错乱迷离的日本情结，恐怕是魏德圣试图言说的历史叙事模式，也是他赚取文化商品票房的掩体。

太阳花运动

然而，1931年前后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在全球性经济大恐慌的背景下，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抬头。对台湾方面，日帝台湾总督府先后打击台湾农民组合、台湾民众党、台湾共产党等抗日组织，并以毒气镇压雾社抗日行动。对大陆方面，日帝发动九一八事件，强占东北，继而侵略华东、华北，终至全面侵华。这期间，台湾方面的抗日组织固然被消灭殆尽，大陆上的抗日民气则风起云涌。像1935年在大陆上映的抗日电影《风云儿女》，虽然无法进入日据时期台湾民众的视野，但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则辗转影响台湾青年投入大陆抗日队伍。【2】

正是基于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日帝对台湾的榨取和支配，也就更加彻底而酷烈，这包括禁止中文汉语、强征军役和性奴隶等手段的战争动员体制。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钟浩东、蒋碧玉、萧道应、黄素贞、李南锋为代表的台湾青年，才会冒险潜赴祖国大陆，投入对日抗战的队伍。后来钟浩东因为中共地下党的身份，刑死于台北马场町，其余人也难逃牢狱之灾。1995年上映由侯孝贤导演的电影《好男好女》，就是追忆这一段青春如火的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