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堡之后，蒋介石没汲取应有的教训，他错误地认为红军已难以为继，执意要消灭红军。但历史证明，不是红军难以为继，而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难以为继。他没有看到，西北地区抗日救国的“三位一体”已经初步形成，全国的抗日风暴已经掀起，任何倒行逆施都会付出巨大代价。

张学良和杨虎城下决心联共抗日，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是经过一个量变到质变过程逐步形成的。[8]

1935年下半年，蒋介石派东北军进驻西安，实际上也是借机占地盘。东北军进入甘肃后，于学忠当了甘肃省主席；王以哲向陕北进军，如果不是劳山战役吃了大败仗，有当上陕西省主席的希望。

长期统治陕西的杨虎城，自然是有戒心的。蒋介石也有意挑拨他们，他对张学良说，只要东北军“剿共”能立功，可以考虑把杨虎城调出陕西；同时，又让人向杨虎城暗示，张学良有大西北主义思想，要杨注意。从而使他们互相牵制。两支部队之间也互相轻视，东北军看不起十七路军的土造枪；十七路军看不起装备虽然精良，但却不抵抗日本侵略，而丢掉东三省的东北军。两军官兵常常因为一些小事情发生冲突。

但到1936年上半年，这种情形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于中共积极主动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张学良、杨虎城也都各自秘密地沟通了同红军的关系，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从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开始，毛主席就在精心策划这方面的工作。1935年11月下旬，刚刚打完直罗镇战役，曾长期在十七路军做地下党工作、担任过陕北红军第二十六军政委的汪锋，正在处理缴获的物资和俘虏，贾拓夫通知他星夜赶到前总驻地谈工作，赶到后前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告诉他，是毛主席调他来的，工作将由毛主席当面指示。

据汪锋回忆：见面后毛主席先问了陕北许多同志的情况，他向毛主席汇报了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情况。[9]

毛主席对他说，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要他们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

最后，毛主席谈到派他去西安的任务，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毛主席还让带上他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

当时杨虎城不知汪锋底细，便派人到天津，找曾在他手下任省政府秘书长的共产党员南汉宸询问情况。正巧时任中共北方局情报部副局长王世英要去陕北汇报工作，到西安向杨虎城证明汪锋是自己同志，并与杨虎城初步商定四项合作原则。主要是我们不打他，他也不打我们。杨虎城还送给王世英500块钱，王世英问汪锋苏区缺什么，汪锋说缺文具，就买了一大批派克和金星笔、墨水等带到陕北。从此，红军和西北军的合作序幕开启。

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络，也是从直罗镇战役后开始的。红军歼灭东北军一零九师后，正要准备继续围歼一零六师，该师地下党员董彦文前来接通了关系。毛主席得知后立即下令释放部分俘虏，主动撤去对一零六师的包围，与一零六师建立联系。紧接着又派被俘团长高福源沟通与张学良的联系，先是李克农与张学良谈判，后来周恩来副主席与张学良谈判，达成了合作共识。

红军东征回师后，毛主席没到西征前线，而是倾注了更大精力开展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他起草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进行系统全面的部署指导。[10]

文件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

争取东北军的方法是什么呢？毛主席说，主要依靠我们耐心地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去争取他到抗日战线上来。不从政治上争取，而依靠阴谋诡计，无法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的爱国力量（现在有些人总是从这样的小算计研究问题，真的不靠谱）。不排除对部分东北军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但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同样也是为了政治上的争取，而不是为了消灭东北军（这是堂堂正正的目的）。毛主席还明确，争取东北军的关键，是使东北军脱离蒋介石的控制和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和红军的命令。

为了统一党内思想，毛主席还讲到，关于东北军问题要同党内两种错误倾向做斗争。这两种倾向是什么呢？

一种倾向认为，既然东北军同我们联合，是我们的友军，那东北军与红军是没有区别的，这种倾向的结果，必然使我们放弃提高现在的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的任务，在东北军表现不好时就表示悲观失望，对于党争取东北军的策略表示怀疑以致反对。

另一种倾向，以为一切东北军同我们的联合行动都是假的，都是为了达到他们消灭苏区的目的，这种倾向因为东北军内部某些坏人的这种宣传而更加言之有据，这种倾向根本否认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的极大可能，结果也会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毛主席分析这两种错误倾向的主要来源，是这些同志不看到事情的本质，而迷惑于一时一刻的现象。今天看到这部分东北军好，就说东北军和红军一样，明天看到那部分东北军不好，就说东北军根本要不得。这种朝三暮四的估计，使我们无法决定一个确定的方针，而始终摇摆不定。必须反对这两种倾向，才能执行党对东北军一贯的坚定方针。

看似相反的两种错误倾向，结果却是相反相成，两极相通。实践中既不能右，也不能“左”，防止两种相反的倾向才能保持正确。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对比一下我们许多人差距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