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共（毛）的理论杂志《人民进行曲》2006年刊发的一篇文章中，印共（毛）曾经指出参与资本主义议会选举是徒劳无益的：

“即使毛派政党通过选举上台，让自己的武装部队与旧国家军队合并，这个政权也有可能通过军事政变被推翻……若毛派政党想成为议会游戏的一部分，则必须遵守其规则，而不能独立自主地实施其反帝反封建的政策。司法独立被认为是议会游戏必要的一部分，那么在毛派政党上台后，司法独立是可以阻碍毛派政党启动的每一项改革的。……此外，还会有一些独立的机构存在，如司法机构、选举委员会、帝国主义支持的人权委员会、媒体、各种各样的艺术文化甚至是宗教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如果谁声称投身于多党民主，那么它就不可能不赞成成立这些所谓的独立机构。而其中许多机构是以多样化而又微妙狡猾的方式效力于反革命目的的。谁也不能忘记西方机构渗透和颠覆东欧国家，甚至是前苏联所采取的微妙狡猾的方式。”

第二，印共（毛）批评尼共（毛）的“融合理论”，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形势的变化并没有为将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融合成“新”的混合战略提供任何新的基础。原因很简单，印度和尼泊尔的社会经济体系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在一切像尼泊尔和印度的落后国家，毛主义的持久人民战争战略从来不排斥在革命过程当中使用城市起义策略，这也可以从中国革命的进程当中看到。实际上，二战后社会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城市人口剧增，劳动阶级高度集中于城市。所在国的毛派武装当然更应该重视城市问题并把城市起义作为毛主义持久人民战争战略的一部分，为城市起义做好准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持久人民战争就成为了“旧的”和“保守的”模式，而认为这两种战略应该“融合”为一个。

印共（毛）在信中尖锐地批评道：

“你们所采取的政治军事战略并不如你们所说的是新东西。任何一支革命政党都不会认为仅通过军事战略就能夺取革命胜利。政治战略战术是毛派政党采取的总战略战术中重要的一部分。虽然人民解放军非常强大，但是毛泽东同志一直重视政治战略战术，而不仅仅只是军事战略。孤立主要敌人，与所有的反帝反封建力量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在城市和平原地区的劳动阶级和劳苦大众，已经成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当今一些毛派政党议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这些政党的文件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印共（毛）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意识到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或者是否缺乏政治战略，而在于正在被实施的政治军事战略的性质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农村与城市地区工作的优先顺序。如果以政治战略战术为借口，把粉碎国家机器尤其是军队和其它武装力量降级到不重要的位置，如果为了设法维持统一战线而以牺牲无产阶级和备受压迫的人民阶级利益为代价做出妥协，那么实际问题就来了。即便在控制80%领土以后，尼共（毛）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也将是巩固群众基础和政权机关，增强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粉碎敌人的核心力量。这个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如果没有正确理解人民战争的持久性，则很可能会在战略反攻阶段犯严重的错误。

2007年3月，恰蒂斯加尔邦的印共（毛）集会（图源：Hindustan Times）

第三，关于尼共（毛）的“全球化国家”理论。印共（毛）认为，“全球化国家”的这个结论是与辩证法相悖的，因为它把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降到不重要的地位，而试图把帝国主义当成一个力量均匀的整体。尼共（毛）这一想法的提出是在与七党联盟之后的2006年12月底，随后走上了议会道路。

“所有这些都源于你党对帝国主义的错误估计以及得出帝国主义已采取全球化国家形式的结论。这样的估计必然导致得出走和平通往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和平过渡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结论。然而，这一估计与卡尔•考茨基1912年提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类似，列宁同志曾经揭露过这一点。融合理论最终导向的是和平过渡的理论！……在一个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受半封建社会关系束缚的农民占总人口将近90%的情况下，提出这样折中主义的融合理论真是一个悲剧。……它不是让全体党员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做准备，而是在全体党员中制造迅速获取胜利的幻想。”

第四，关于尼泊尔革命的发展。

“没有任何一个毛泽东主义者会说建立共和国，推翻君主专政的斗争是错误的。同样，也没有毛泽东主义者会反对团结那些特定时间内的次要敌人力量，建立统一战线。不用说，这样的统一战线在性质上是纯粹战术性的，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也不应该决定革命本身的道路和方向。尼共（毛）的理论问题在于把对抗专制变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次阶段，更为糟糕的是，对抗专制的次阶段主导甚至决定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在尼共（毛）发起武装斗争之前所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策略，推翻的目标，甚至根据当时革命推进的情况所作出的具体的阶级分析，现在都服从于所谓的尼泊尔革命的次阶段需要了。这就是‘尾巴摇狗，本末倒置’。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次阶段已经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这一切包括把持久人民战争搁置一边，而把多党民主或者与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政党进行政治竞争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甚至是尼泊尔革命的道路。”

印共（毛）批评认为，“反对君主制或国王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事情——尼共（毛）领导人的终极目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并被包含在了为反对国王的次阶段学说中了。”

最后，印共（毛）对尼共（毛）提出所谓“普拉昌达路线”、冠以对马列毛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的称号及赋予其普遍性提出了批评。在尼共（毛）第二次全国会议上，“普拉昌达路线”被定性为长达五年的伟大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在这次会议上，尼共（毛）认为“普拉昌达路线”既是国际意义与国家特性，又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整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的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还认为尼泊尔革命经验的总结将会服务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化。

印共（毛）批评认为，建立盲目的个人崇拜从长远来说对党和革命不利。并举了印共（马列）在查鲁•马宗达（英文名）（Charu Majumdar）时期的例子，建议尼共（毛）不要反复灌输对个人的盲目信仰。“我们一贯的观点是这些主义、道路和思想等在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同时认为是具有明确科学依据之后还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够确立。我们建议你们不要仅仅因为尼泊尔人民战争夺取了某些重大胜利后，在论及新道路新思想时就可以太草率。”

印共纳萨尔派领袖马宗达，印共评价其“将印度革命带入了正确的道路”，但同时犯下了“个人崇拜”和“利己主义”的错误（图源：维基百科）

印共（毛）进一步批评认为，

“在目睹了普拉昌达路线的全盛发展时期后，各地的毛派革命者现在已经明白了一件事：列宁和毛泽东主义的确已经成为了普拉昌达和尼共（毛）实施其改良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方案的障碍。他们需要抛弃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学说和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他们需要扔掉毛泽东关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新民主主义和革命两阶段论，而且用人民战争和起义相结合或相融合的折中主义策略取代持久人民战争策略……普拉昌达路线在本质上与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理论无异。”

南亚毛主义运动必须回应的四大挑战

从整体上看，南亚地区毛主义运动仍然处于大整合、大转折的历史阶段，尤其是尼共（毛）的路线调整给来之不易的南亚毛主义运动的联合态势蒙上了新的阴影。如今，南亚毛主义运动面临着统一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实现各国毛主义力量的内部团结及整个南亚地区毛主义力量的整合、在新时代条件下进行理论和战略战术创新等四大挑战。

第一，从历史到现实，“议会道路”还是“武装斗争道路”的理论焦灼始终干扰着南亚毛主义运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深刻的历史逻辑及其延伸的理论逻辑。

首先，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不同，二战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论从中心到外围都发生着某些局部调整，其中包括部分的政治、经济改良，如政治上允许共产主义倾向的左翼政党参与议会政治，再例如经济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初步建立等等。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左翼政党的确会产生通过参与议会政治和平改变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憧憬。

其次，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更加有组织化、系统化、全面化地加强了对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其领导阶层的经济收买和思想渗透，诱使后者蜕变乃至叛变。最后，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兴起，冷战期间资本主义迫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被迫进行的改良成果毁于一旦，走议会路线的各国左翼政党普遍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困境。在以上三点原因的影响下，两条道路之间势均力敌的斗争可能会长期存在。

第二，长期和频繁的分裂困扰着南亚毛主义运动。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出现频繁分裂，毛主义政党也概莫能外。在第一波毛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后，南亚各毛主义政党基本上都支离破碎了。21世纪南亚毛主义运动出现复兴，一批毛主义政党开始重新整合。曾经整合成功的范例有印共（毛）、尼共（毛）、阿共（毛）和“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的诞生。

但是，2012年6月，一度扮演南亚地区毛主义运动领导者角色的尼共（毛）内部发生大分裂。而2011年后，担任新一轮南亚毛主义运动“组织和协调者”的“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活动停止。孟加拉国境内的十几支毛主义政党和斯里兰卡的毛主义政党的整合十几年来始终未能完成。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南亚各国都缺乏一个拥有成熟的领导阶层、成熟的思想理论和战略战术，并被实践所检验和证明的力量中心，来整合和团结该国毛主义力量。上升到地区层面，整个南亚也需要有这样的一支力量和中心。印共（毛）是目前南亚地区毛主义当中表现对成熟的一支政党，该党不仅在整合印度毛主义力量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有一定实绩，也逐渐在南亚毛主义运动的组织和团结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整合到分裂再到整合，从高潮到低潮再到高潮，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