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务员到底多在哪？

中国30多年的机构改革历史上，党和政府内部一直存在传统认识误区，总是认为机构改革就是要精简人员。甚至裁减机构压缩人员编制，成了机构改革的主要重心。

近些年来，由于部分“专家”的蓄意误导，许多荒唐的说法广为流传，诸如“中国官民比世界第一”、“中国行政成本世界最高”、“中国三公经费上万亿”等等。因此中国的“官民比”越发成为一个社会焦点问题。

深入分析来看，把教师、医生、护士、甚至环卫工都纳入“官”的行列，然后算出一个庞大无比的“官民比”，这很可笑。实际把中国正式的公务员和所有超编、事业编、无编合同工、临时工等等一网打尽，也才只不过1300万人左右，占人口的1%左右，比欧美发达国家的3%以上的比例小得多得多。

3月14日，铁道部大门口，一位胸前挂着多枚勋章的铁道部老职工与铁道部牌子合影。

以美国为例，2008年美国劳工部发布的统计数字表明，美国除联邦政府有300余万公务员之外，50个州州政府有600余万公务员，此外县/郡、市、镇各层级地方政府共有1400余万公务员。以上联邦、州、地方三级合计多达2250万之巨。

按绝对人数而言，足足是中国的1.7倍；按人口比例而言，更是中国的八倍以上。但美国却被认为是典型的“小政府”。

本届政府提出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目标，是出于保证民生支出、压缩政府开支的良好初衷，也迎合了人民的期盼，但从国际经验来看，这是不现实的。

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州、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员总人数，在克林顿总统明确发起建设服务型政府行动的90年代，就从1992年的1800余万人，增加至2000年的2100万人，净增长300万人以上。而类似中国公共事业单位的特别区（special district），在这一建设服务型政府行动时期，仅单位数量就新增设了2000个以上，财政供养人数增加了近200万。虽然其中联邦政府的人数略有减少，但其实质是中央公务员转为地方公务员，充实基层的结果。在英法德等国，也发生了同样的规律性变化：建设服务型政府所增加的基层公务员，远远多于裁减中央机构减掉的公务员人数，公务员总体规模膨胀得更大了。

如果仔细认真的向人民说事实讲道理，公众对有合理性的政府人员增加需求，其实是支持的。通过科学调查，零点研究咨询公司发现，公众认为有些部门应该减员，而有些部门公众却是认为应该增员的：“政府办公厅、财政局、旅游局和发改委”等部门被列为最应该减员的部门；而“交通、警察、教育和城市规划部门”则在被公众认为需要增员的部门中排名前列。很显然，公众要求扩大支出或者增加人员的，都是那些承担公共服务方面职能的部门。公众的愿望是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相一致的。

事实上，中国若真想要建立优秀的服务型政府，向发达国家的政府服务能力水平看齐，那么一定需要在有减有增、优化结构的基础上，人力资源规模进一步扩大。

政府职能改革必须克服逃避心理

建设服务型政府，确实要注重政府的有限性，应该从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领域逐步退出，“装错的手”要下决心切掉。尽量把可以由社会公共组织来承担、有市场自行调节的职能转移出去。

但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行政府有限性改革，政府从部分职权领域中退出，是为了政府能更好的集中精力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决不能把“没装错的手”也切掉了，尽管那看起来也一样是削减了政府人员数量。

改革决不可像一些媒体鼓吹的那样一切了之。不管市场、企业、社区、社会公共组织能不能承担，是不是会比政府管的更好，是不是做好了承接职能转移的准备，就一股脑儿切了不管。政府必须对其进行指导、监管和帮助，使其在这些政府转移职能的领域里运行良好，真正管得比政府更好。

如果某一领域的事实证明，市场、企业、社区、社会公共组织，不但不能把这个领域管得比政府更好，甚至还变得更糟糕了；那么即便政府管得也并不完美，甚至还得把裁减的人又增回去，政府也必须得重新进入这个领域，去提供公共服务。

建设服务型政府不能不强调政府的无私性——政府不能仅以自身的利益（不仅仅是钱和权）为出发，而必须考虑到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利益、发展利益和长远利益；不能因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具有复杂性、棘手性、困难性，于是应该管的，就不愿管、不去管、不去提供甚至放弃提供。

如果不能克服这种的政府自私心，那结果必然是：应该切掉的“装错的手”没有切（因为有利益，不愿放手）；而不应该切的“没装错的手”却反而切掉了（因为很麻烦，不愿承担）。变成了丢弃和逃避责任的片面“去服务型政府改革”。这正是改革中必须提高警惕、不断克服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