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业产品创新对智能制造的先导性和决定性作用，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体现得更清晰：工信部遴选的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就一再证明着这一逻辑的正确性。从做整机的三一、大族激光，到做零部件的海力、法士特，到流程性工业中的天士力、赛轮，不管他们今天是否具备更加多元的产品线，甚至已经将战略重心转向新的产品线和业务板块，这些企业最成功的智能制造实践仍然始于他们涉足最早、积累最深、理解最透彻的“发家产品”：如三一最先实现智能制造的混凝土泵车，及天士力的丹参滴丸等。

上述微观层次的结论可以向宏观延伸：“产品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的强大动力，从“质”（活动性质决定附加值）和“量”（活动规模影响效率）两方面同时成为“智能制造”得以推广的关键。如果产业升级过程中仅仅着眼于“智能制造”及其“自主可控”，而撇开设备用户企业“产品创新”这个“龙头”，其后果就不只是重演产业叠加堆砌的问题，没有产品创新的设备升级和效率提升，“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停滞、劳动者被褫夺（de-qualificationof labour force）和技术性失业” 。而当智能制造的“自主可控”都无从保证的时候，“为智能制造而智能制造”势必导致中国经济就业岗位的净减少，最终在一系列社会问题中走进死胡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平等的政策设计鼓励整个工业体系内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仅是一场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活动的微观基础，也是智能制造经济意义最大化的前提条件。正因如此，自主创新仍将是智能制造、乃至整个中国产业升级的精神内核。

结语

今天中国的产业升级已经到了紧要关头：是坐视经济增长率探底，任由经济危机的逻辑自然展开，还是重建新的转型升级通道，实现经济增长率逆转，将直接决定未来中国的发展进程。在此过程中，跳出产业叠加堆砌的“跟随模式”，从中国的产业实际出发，在基础广泛的工业体系内下好创新这步“先手棋”，从全局层次贯通本土产业链，发展系统竞争力，势必将成为建立转型升级新通道的要害环节。而要在这一要害环节实现这种战略转变，不仅需要产业界的企业家精神，政治家们的企业家精神同样重要。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16年12月刊，原题为：“再论产业升级的内生性：中国智能制造企业四个案例的观察”。观察者网已获文化纵横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