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欧洲也投入了巨大精力来培育类似的产业链协作。其中，为了创造协作氛围，日本于1971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机器人协会——日本工业机器人协会（JIRA），其创始主席是川崎重工的执行副总裁。川崎重工这类大型集团为机器人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各业务部门是机器人自产自用的“小白鼠”，整体财力则保证了长期投资。这个初始特征深刻影响了日本机器人工业的后续发展：直至1980年代中期，日本仍有一大批企业自产自用机器人，其中近1/6的企业只自用不外销。

在欧洲，协作以另一种方式展开：最早进口美国机器人的欧洲企业先后走上了自主研发机器人，并发展相关业务部门的道路。既包括西门子等大型集团、汽车制造商（如大众、雷诺、菲亚特等），也包括专业设备制造商和生产系统集成商，如ABB和KUKA。可以说，这些主动向上游探索的在位企业构筑了孕育欧洲机器人工业的温床。

回到中国的产业现实，本文的四家案例企业虽然在设备能力产业化、商业化方面有较大差别，但他们的发展轨迹同样反映了这一逻辑：作为自动化和智能化设备的使用者，从自己的使用经验和需求出发，独立或合作地对外购设备（进口或国产）进行改造，并最终开发出更适用的（半）自动化生产设备（线）和（或）检测设备（线）。总之，转型升级在他们身上的一大表现，就是从设备使用者到形成设备开发与制造的知识，并以此提升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在对自身设备能力（开发与制造能力）的发展水平以及公司战略目标（是否在设备领域开展经营性活动）进行综合评估之后，他们对设备能力的发展方向做出相应决策：已有设备能力或服务于内部需求而暂不向市场开放（如常熟开关、宏发电声），或进一步追加投资，将其培育成新的业务单元（如中天光纤、格力电器）。总之，这些企业都经历了“协作”与“升级”这个关键过程，只是对协作的最终产出是否明确为新的产业门类和业务单元做出了不同选择。

那么，为什么这些企业会走上一条自主开发生产设备、自主推动制造升级的道路呢？

“盆景”式工业体系

本文提出的第二个命题是，计划体制与“跟随模式”的历史轨迹塑造了一个“盆景”式国民工业体系，这从根本上限制了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在位企业不得不承担起为整个国民工业体系“补课”的重任，并因此成为产业升级不可或缺的“新动能”。

在本次调研中，案例企业相关负责人无不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以市场的方式、从外部获得设备能力（向国内外相关设备企业采购）是不经济、不恰当的。“不经济”，是指外购相关设备并由供应商负责维护升级财务代价偏高，且在很多方面受制于人；“不恰当”，意味着这些企业一旦与外部机构合作开发，将自己的现场经验和工艺知识向设备供应商转移，最终固化于设备，就会面临严重的泄密风险。

设备外购背后的这两种风险，反映了中国工业体系的深层次问题。技术上，产业链上游的本土设备工业（尤其是高端专用机床及流水线）存在明显的能力缺口。这是此次调研中的案例企业易被国外设备供应商敲诈根源。问题的另一面则是社会性的：多数中国企业缺少与产业链上下游伙伴协作互动的传统，尤其是以合作方式共同创新，共同应对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这种“碎片化”局面的形成，从历史角度看，是在建设国民工业体系的过程中，长期忽视产业链和产业网络建设；从现实角度看，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制建设滞后，长期高速增长下滋生的机会主义思想也不容小视。因此，本次调查的四家企业无不担心同行挖角、骨干流失。

这两个问题对中国的产业升级路径影响深远。打个比方来说，一个成熟的国民工业体系如同一片原始雨林：各种复杂交错的长期协作关系把不同物种（产业部门）连接起来，从而极大降低了诞生新物种（新产业）的门槛。中国的工业体系历经计划体制及此后的多次产业堆砌，虽留下了很多“物种”，但它们的相互关系并不紧密，而是形成一种“盆景”式国民工业体系：本土产业链上下游的协作生疏且零星；企业间及产业间关系链比较短；部分企业甚至协从于跨国公司，成为中国经济体系中的飞地。此时，催生新产业的动力，从“雨林”内部的社会化分工、共同专业化，变成了“盆景”式大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的独自求索，极大增加了诞生新物种的难度。

总之，虽然计划体制为中国留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却远远称不上健全：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根本不可能以可计算的方法进行设计，更不可能忽略历史顺序的意义通过简单复制获得”。

只有理解了“盆景”式工业体系这一天然缺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本次调研中四家企业自主设备开发的重要性。

他们在转型升级中产生高端装备需求的时候，国民工业体系在某些关键生产要素或工业能力上的短缺就暴露出来。但补齐短板，成为一个“大而全”企业的风险极高：这要求高强度的、高度专用且极具针对性的长期投资，包括对产业链上下游关系的投资——格力对设备能力的内部投资数以十亿计，而宏发电声自主设备开发的历史则长达十七年。这种不确定性和大量的前期投资，不可能是在纯粹市场机制下做得到的：交易行为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上游设备企业做出“补短板”的决策，投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企业家精神也不是生来就有的。

在“盆景”式工业体系中，经济学家们所期盼的“利用市场机制传递需求信号，以需求升级倒逼产业升级”的链条必然会中途断掉。因而这四家企业面对高端装备需求的解决方案没有一个是“市场”性质的：无论是接受外国设备供应商的“敲诈”，还是自主进军设备领域。在“市场”机制不起作用的时候，所谓“产业政策应着力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就成了教科书经济学家的梦呓，执迷于“市场倒逼”无异于缘木求鱼。

以上讨论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市场机制的实现有明确的限定条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市场的作用从根本上受到国民工业体系完整性的制约，并因此被严格限制在国家边界之内。这个边界不是简单的地理边界，而是国内产业公地的边界：即一个工业体系在研发方面的基础设施、专业知识、工艺开发能力和工程制造能力，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将实验室发明变成有竞争力的商品。市场机制只在一个国民工业体系具备创新和生产能力的环节有效；而且本土商品竞争力越强，市场机制越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