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苏尔】

在中国传统历史编撰学里，关于历代王朝“何以兴、何以亡”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史家瞩目的话题。到了近现代，人们面对中国与世界的变化，又再度从新的角度来诠释这一话题——或是借助近代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剖析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或是以时人所了解的西方文明史为尺度，对比中国的历史进程为何与之不甚相同；或是通过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彰显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讨论中，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无疑最能引起今人热议。在这里，我们先重温一下这段对话的全部内容：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寻觅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公之于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在这里，黄炎培认为“历史周期率”之所以会出现，主要由于政治风气日趋堕落衰颓，政治组织里的成员难以应付越来越复杂的政治形势。而毛泽东主席则说，要想破除“历史周期率”，必须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同时“人人起来负责”。

黄炎培与毛泽东见面（资料图）

这也是为什么他此后一直在探索如何在中国大地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而非打着民主旗号的精英政治、寡头政治）；如何通过改造生产关系与所有制来保障工农大众的政治与经济地位，让他们有充分的条件参与国家管理；如何破除阻碍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的种种桎梏，特别是政治活动中的官僚主义与特权思想，最终实现“六亿人民尽舜尧”的局面。说实话，这些探索与实践，其实远比黄炎培在这里提到的“大政方针公之于众”要深刻且全面的多。

进一步来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此谈话，还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问题。毛泽东主席饱读中国历代史籍，他的许多思考建立在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之上。因此，要想更为全面地理解毛泽东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需要人们回到中国历史进程之中，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规律。

在笔者看来，要想探讨“历史周期率”何以出现，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自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以来，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一定程度上能够维系广土众民的政权，并具备基本的政治效率。更有甚者，从唐代开始，科举制在较大范围内实践，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能从较为广泛的范围内选拔人才，并在政治正常运作的时期，以较为客观的标准铨选、提拔、奖惩人才。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儒家学说成为绝大多数出仕者奉行的价值理念与行为准则，让其行为至少在表面上不敢与这些标准偏差太远。因此，相比于其他古代文明，中国古代有着较为完善且发达的政治制度与官僚体系。

影视剧《清平乐》剧照

但王朝中期以后，在政治层面通常会出现各种危机：

第一，由于继承皇位者长于深宫之中，不识民间疾苦，因个人欲望使然，不再满足于通过正常的政治渠道来管理国家，而是因个人欲望而另设一些机构，或是干脆让宦官集团参与政治活动，这样就严重搅乱了政治组织的核心部分。第二，官僚队伍日趋膨胀，极易形成巨大的经济负担，加之统治者为了防范各级官吏，导致不少机构叠床架屋、互相掣肘，往往造成治官之官数量越来越多，治民之官职权越来越小。这加速了整个官僚体系效率低下、运作失灵的趋势。第三，官僚集团之间形成不同派系，彼此党争不断，以党见搅乱公议，在用人方面不是唯才是举，而是党同伐异，不少贤能之士难有上升机会。凡不是由自己小圈子的人担任的事务，则尽力干扰阻挠，唯恐其成事。如此这般，致使朝纲不振，政风不良，加速整个政治局面的败坏。

其次，中国古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是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这就要求历代王朝必须保证大多数农民有可供耕种的土地，国家尽可能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保证农民基本生计。孟子所说的“仁政必自经界始”便是此义。“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也成为历代儒者经常抨击的社会现象。

但事实却是，在王朝开国之初，为了一扫之前的弊政，或许在土地政策方面有所作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现象开始频繁出现。官僚集团、皇亲国戚、大商人、地方豪强等，常会运用各种手段掠夺、买入、侵吞、霸占自耕农的土地，让原本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农民变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耕种的佃客或佃农。如此一来，不但小农经济有破产之虞，国家能控制的土地也在不断削减，赋税总量随之减少，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数量也越来越少。更有甚者，即便一定时期的土地兼并现象不算太严重，但由于承平已久，生齿日繁，现有的土地总量与经济生产方式难以养活如此多的人口，也会激化出不少社会矛盾。而一旦遭遇天灾，更是造成大范围的饥荒，民众极有可能会铤而走险。

最后，不少王朝在中原建立政权之后，要面对北方游牧民族或半游牧半农耕民族政权的威胁。在社会经济大体稳定的时期，中原王朝或可动员人力物力，与来自北方政权的威胁相抗衡，或是卑辞厚币与之结盟，花钱买平安。可是一旦自身面临统治危机，比如北宋末期或明代末期，内部的社会矛盾、官场腐败、农民起义已经让统治阶级疲于应付，面对北方政权，也就难有对策，最后在华夏大地上演一出改朝换代的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