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双立人】

“中国向动物蛋白消费的转型，引发了全球农业格局的重大变革，对动物饲料蛋白出口大国巴西造成了显著影响。本文通过聚焦土地与水资源及由此产生的森林砍伐风险，深入剖析中巴大豆贸易的环境代价。

数据显示，巴西大豆供应了中国总蛋白需求的10%，以及动物蛋白需求的24%-29%。2020年，中国为饲养牲畜所依赖的巴西大豆，相当于进口了1780万公顷的巴西土地。……这些发现揭示了全球饮食结构变化与环境负担之间的复杂关联。中国对动物蛋白需求的攀升，既推动了巴西农业扩张，又加剧了脆弱生态系统的环境压力。”

这段话是近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学术论文摘要，读起来是不是味道特别熟悉？上一个类似的说法还是“中国人每吃一块肉，亚马逊雨林就冒出一股烟”。按照这种逻辑，也不知道亚马逊雨林都已经毁灭几次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强行附会的论文，不仅发表在顶级期刊《自然》杂志上，还被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引用报道，广而告之——这一套流程是不是也很熟悉？

不过我们今天要揭露的不是这些，而是再把这套流程往前推，谈一谈学术武器化的问题。

很多读者应该都已经注意到了，这篇文章的四位署名作者中，还包括一位中国教授。这位中国教授的参与，看似为研究增添了“本土视角”，却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这到底是学术独立，还是在“替外人递刀”？

从近年来爆出的案例来看，一些迎合西方偏见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作者也凭借这些所谓的“国际认可”收割学术声誉，甚至攫取人才头衔。这说明在知识工具化与议题政治化的浪潮中，部分学术研究正异化成战略工具，而非公共知识产品，学术已经有沦为国际政治博弈武器的风险。

这背后，潜藏着一个更深层次也更顽固的结构性问题：学术的后殖民主义问题。国际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链条，依然被某种无形的权力结构所主导。某些核心议题的设置、研究范式的“正统性”乃至成果的评判标准，往往由西方学术中心掌握。

在这种格局下，一些来自非西方世界的研究者，不自觉地被卷入一种隐形的学术依附体系。他们通过回应、甚至迎合中心设定的议程来获取认可与声望，其研究在客观上服务于特定的认知塑造与话语权争夺，进而强化了当前国际知识生产中的权力不平等。

学术后殖民主义问题的主要表现

后殖民主义不是历史，而是一种持续的结构性病症。在当下的学术界，这种病症至少有四种典型表现：

1. 裁判权的内化

西方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理论范式被默认为普世的、客观的、高级的。而非西方的知识体系、研究方法本土问题意识则被视为“地方的”、“特殊的”，甚至是不够“科学”的。这实质上是“东方学”逻辑的逆向运作，我们开始用西方的眼光来审视和评判自己。

2. 评价体系的殖民化

学界的后殖民主义倾向体现在学术评价体系上，表现为将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学术成就的最高标准，并直接与职称、经费、声望挂钩。这导致全球学者（包括中国学者）不得不优先研究那些“国际”（实为西方）感兴趣的话题，使用他们熟悉的理论语言和方法，从而强化了西方学术框架的统治地位。

3. 理论话语的依附化

学界的后殖民主义倾向体现为理论话语的依附。在人文社科领域，许多研究几乎成为西方理论的“中国注脚”。我们习惯于用西方理论家的概念来切割中国经验，而缺乏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问题中生发出原创理论的能力和自信。这正是一种“知识上的依附”。

4. 心理结构的劣等化

学界后殖民主义倾向在心态上的体现是被内化的“劣等感”。后殖民主义分析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心理层面，即被殖民者将殖民者的价值观内化，产生一种文化的自卑感。为了在国际上被“承认”，一些研究者会不自觉地去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将自己的文化对象化、奇观化，以符合西方的预期；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或本土方法论是“土”的、不够“国际化”的。这种心态割裂了学术研究与自身文化母体的联系，使得学术成为无根的浮萍。

上述四种表现，构成了当代学术的“后殖民循环”：被支配——自我合理化——继续支配——继续合理化。外部殖民退场了，内心的殖民者却住下了。而这里就不得不看到一个危险的地方，即“自我繁殖”。一旦出现“自我繁殖”，知识可能就不是那么客观了，学术的另一个面貌就悄然出现了。

学术后殖民主义的自动化“繁殖”

在全球信息竞争的时代，学术早已不是象牙塔的孤立行为。它被嵌入国家战略、舆论斗争与国际认知结构中，成为最隐蔽却最深刻的软权力形态。西方学界在“去政治化”的名义下进行知识输出，却在事实上实现了对他国认知的政治控制。

这一过程的核心机制，是后殖民主义通过学术体系实现的自动化“复制”。在今天，学术已演变为一种精巧的认知霸权工具。它假借中立之名，系统性地生产着结构性偏见；它利用科学权威，单方面地为世界定义秩序与真伪。其真正力量在于，它不仅能给出“答案”，更能预先设定“问题”本身，从而让某种特定的世界观在客观、理性的外表下，持续而隐蔽地自我繁殖。

· “蚁群效应”——自我繁殖的系统结构

如果认为“学术武器化”的危险之处只在于通过科学中立的学术展开意识形态工作，那就太单纯了。“学术武器化”另一个危险之处武器化的“自动化执行”——拿起武器的不再是他者，而是本国学者。

表面上看，每一个“只想好好发论文”的人，每一个“要按国际标准写作”的人，每一个“评职称必须顶刊”的人，甚至评审、期刊编辑，都只是遵守“国际标准”的个体——他们都没有恶意，但他们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这场“学术殖民”的齿轮。而从效果上看，他们都在无意间承担起传播、再生产、正当化西方话语的职能。

一个被内化的学术体系会自动地、源源不断地培养出“顺从型知识生产者”。这正是“学术殖民”最大的危害之一，它无需外部统治就能自我延续，这是一个稳定的、自我复制、抵抗外界干预的结构和庞大系统。

这种现象可被称为“蚁群效应”：一方面每只蚂蚁都在搬自己的那颗砂，但整个群体正筑起一个巨大的“话语帝国”的巢穴。它不需要外部强制，就能自我繁殖、自我维护、自我加固。另一方面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但成规模后的影响足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