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私役、卖放等弊端

在边区的卫所社会，充斥各种违法乱纪之事，官长以上凌下，墩军被勒索、欺压亦时有所闻。成化六年(1470)六月，户部郎中万翼(?—1490)奏言：各边营堡守瞭官军，其身躯羸壮与家计贫富各有不同，守备等军官或包办月钱，或占为匠役，或令其耕田取税、中盐取利，“故有力者偷安自逸，贫弱者久守墩台”。他建议专遣御史一员来回点视，而令守墩官军每季一更替。兵部尚书白圭等复议：“今各边有警，专人巡视，恐致烦扰。宜移文巡抚官严加禁约，务使差役均平，违者听巡抚、巡按官奏治。”

万翼所指摘“有力者偷安自逸”的背后，乃是卖放的弊端。成化十九年(1483)五月，巡抚大同右佥都御史郭镗等奏言：“虏入大同双山墩，把总指挥郭荣、守墩千户高鉴卖放墩军，乏人瞭望守备。”由于墩军出钱买闲，以致墩上无人看守，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正德末年，延绥巡抚姚镆《巡抚事宜》也提到墩军私役的问题：“访得东西二路营堡墩军，虽有额拨守瞭之名，亦多被权豪势要及把总坐堡官，私役种田、采草等项，守墩者十无一二，以致失误瞭探，任贼往来，肆行抢杀。其被杀被掳之人，亦俱各隐匿不报。似此弊端，所在有之。”

另一个问题是雇人顶替。嘉靖六年(1527)六月，兵部复议山西巡按御史穆相所奏边务时提到：“合行各边镇巡衙门清查，该管地方墩台某处应该添设，某处应该修补，选拨精壮墩军，令其昼夜加谨瞭望，遇警即刻传报。不许积年墩军雇倩怠玩，致贼入境抢掠。”由其所谓“积年墩军雇倩怠玩”看来，似乎雇人守墩存在已久。

在某些卫所，贫穷的墩军往往沦为边缘人。嘉靖七年(1528)春，翟鹏升右佥都御史奉勑巡抚宁夏。在此之前，“军士欲偷安者，率习匠艺，占役于镇守各将领私宅。其差守墩者，类皆贫寒老稚，甲去乙来，频年不歇，甚至夫拨守墩，妻为坐铺”。他到任后，“尽将前项占役查出，共得二千二百七十六人，定为番上之法，昔常守者遂得八月安闲”。此外，宁夏镇墩台亦存在雇人代替之事。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

守瞭之弊，亦多端矣。即其大者言之，溽暑祁寒之日，风雨晦冥之时，军法少缓，则偷安误事，贻害匪细，况许顾代乎！顾代之人，关系匪重，幸其无事则已，有失则即逋焉。烽火不明之弊，实由于此。既禁之后，当执守弗变，不使再误可也。总兵官潘浩能谨□（墩？）堠，迄今人以“潘长城”称之。

这段话指出两个层次的弊端，其一为懈怠偷安，其严重性较小；其二为找民人顶替，受雇之人，无责任心，出事即逃。记载之时，已经下令禁革。引文中提到的潘浩，正德八年(1513)九月至十年(1515)六月任宁夏总兵官。

墩军被勒索，心生怨怼，常造成执勤不力。嘉靖二十三年(1544)，兵部尚书戴金奏到：“山、陕、宣、大各边墩军，月粮加倍，人亦乐从。顾未能供役称食，又由于提墩官多方需索，且三月更番，需索愈频。人相猫鼠，而事焉以济？此虽职役之小，而寔机括之源也。”嘉靖中叶，兵部职方郎中褚宝认为，守备军官必须为守瞭失事负责，原因在于墩军固然有罪，而守备官舞弊犯法才是祸源：“使或两番上墩，而有常例之说。一时下堡，而有采办之说。或潜行请托，以市近便之墩。或公行纳赂，以杜点闸之责。”既然拿了墩军的钱，守备官员“逐纵其所如，不敢谁何。以身相殉之地，不过信宿止歇而已”。

卖放之弊，所在多有，包括一起守瞭墩台的正军也都涉入其中，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充军铁岭卫的军犯张子良、高文翠，被派到铁岭卫偏东的抚安堡老虎川空台哨守。两人因畏惧瞭哨，想到行贿收买的手段，张子良准备银二钱，高文翠准备布二匹，于四月十二日送给在台甲军于堂。于堂收了之后，将两人当即卖放离去，并于次日谎称两人夜间逃跑。

直至晚明，军官还是常将墩军私下调离，从事一些杂差。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二月，辽东巡按熊廷弼在奏疏中提到：修筑边墙与墩台、城堡之时，“所为远加哨望，便于军夫进止者，全赖墩军以为耳目”。辽东东昌备御李维德却将每墩墩军私撤二名，命其出境捕鱼，“止以妇人、小儿登台瞭视”。熊廷弼起初不敢相信，即而至东昌堡时当面质问，李维德自知难以隐瞒，回答说：“三岔河有船二只，旧规每墩拨军一名巡河，非二军也。”

本文节选自《边缘的底层： 明代北边守墩军士的生涯与待遇》一文，感谢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