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英国方面就香港九七前途向中国方面“发难”时，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虽然尚未系统化、理论化并正式出台，但是基本思路已经明晰。在北京，邓小平对于麦理浩提出的富有挑衅性的“土地契约”问题（麦理浩对邓小平提出要求：“在已经批出的租约中，将一九九七年之期限删除，而代之以`在英国统治新界期间，所租土地仍然有效。’”）¹⁰并没有刻意回避。他意味深长地提醒麦理浩注意中国政策的新变化，首先从台湾问题谈起：“我们始终考虑到台湾的特殊地位，不改变那里的社会制度，不影响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广泛的自治权，拥有自卫武装力量，当然不能有两个中国，也不能有一个半中国。”¹¹

随后，邓小平回到香港问题，对麦理浩明确地讲：一方面，“在土地契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¹²另一方面，“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1997年，无论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它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投资人放心。”¹³

这是邓小平首次对香港九七前途发表意见。经麦理浩公开披露 , 它在香港社会、英国社会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海外舆论有评：“请投资人放心”——表达了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善意、诚意和新意。“香港的恒生指数在七九至八零年间上升整整一倍，这主要是人们的信任程度大增所引致。如果邓小平是在测试中国以自己的干预手段，来获得香港人的信心的话，他几乎不可能得到比这更好的结果。”¹⁴ 

麦理浩访华为中英双方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高层接触打开了大门。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2年上半年，英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麦克米伦、卡拉汉、布力克、卡灵顿、艾金斯等走马灯式地穿梭于伦敦、北京之间，希望进一步了解“请投资人放心”的真实背景和具体内容，尽快就香港九七前途与中国政府进行磋商和谈判。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主动权，他们的对手远比他们沉得住气。“中国已把香港问题搁置了起来’”。¹⁵

由于在这段时间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已经在台湾问题上具体化，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客人时，总是以台湾问题论香港问题，请他们去研究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香港问题的解决将循台湾问题的解决思路。而对香港问题解决的具体时间和方式，邓小平则避而不谈，“只是在逐字逐句地重复他以往的保证，说投资者应该`完全放心’”。¹⁶

直到1982年4月希思第四次访华并与邓小平见面时，邓小平才明确表示：他同意希思的看法，现在是考虑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了。“邓曾问希思：英国人是否愿意接受一种基于对台`九点建议’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前途问题。邓还特意解释说，这意味着中国会收回香港主权，英国停止对香港的统治；取而代之的是，香港将成立由港人治理自己的政府，香港的社会及经济制度保持不变，以及香港仍是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简而言之，中国想要英国完全退出香港。他们的立场或许可以谈判，但至少现在已甚为明确。”¹⁷

接着在同年6月，邓小平又借会见香港知名人士费彝民等人的机会正式对外公布了中国政府“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一）一定要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能再晚；（二）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¹⁸即通过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第一任主任廖承志之口所说的“收回主权、保持繁荣、制度不变、港人治港”的十六字方针。这样，中英双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政府正式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发出了访华邀请。

二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持续了整整两年 , 分为秘密磋商（1982年9月至1983年6月）和正式谈判（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两个阶段。在这个 “一国两制” 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中，邓小平作为总的决策者、设计者、实施者，他那过人的意志力、胆魄和智慧得以充分展现。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是由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作为英国首相首次访华拉开序幕的。当时，英国刚刚打赢同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战争，撒切尔夫人的北京之行意在挟此余威在香港为英国“再现昔日头号殖民帝国的辉煌”。“三个条约有效”、“以主权换治权”是撒切尔夫人为英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准备的上、下两策。但是，撒切尔夫人没有料到，这次她面对的 将是对付帝国主义最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撒切尔夫人。“此前，中国总理同她举行了会谈。中国领导人正式通知英方，中国政府决定在一九九七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同时阐明中国收回香港后将采取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等。撒切尔夫人则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提出如果中国同意英国一九九七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中国提出的主权要求。”¹⁹

她说：“香港是中英合作的成功典范，而中英双方对香港关心一致，即主权与未来繁荣问题。繁荣系于信心，而繁荣与信心在于英国的继续统治。如果两国政府能就香港的未来治权达成一致协议，且能为香港人民接受，也能使英国国会同意——那么我们便能进一步就主权问题商议。”²⁰

1982年9月，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举行会谈（图源：中国日报）

针对撒切尔夫人的强硬态度，邓小平在会见她时发表了措辞激烈的谈话，开门见山地讲：“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不出现大的波动。”²¹

关于第一个问题，邓小平明确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坚持的三个基本立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²²他指出：“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²³邓小平情绪激动地讲：“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²⁴

因此，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申明：“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²⁵，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最后，邓小平向撒切尔夫人毫不妥协地表示：“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²⁶

关于第二个问题，邓小平表示充满自信：“我不担心这一点”、“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²⁷他指出：“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²⁸

邓小平还阐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末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²⁹他说：“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³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