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遗址卡若遗址的发掘，标志着西藏考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正式的现代科学考古发掘，也开始了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探索。而1985年出版的《昌都卡若》，成为西藏第一部考古报告。

就在考古发掘取得突破的同时，借全国开展第二次文物普查之机，1984年，西藏开始了第一次文物普查。此时，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进入四川大学、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的第一批西藏考古人才，已经走出校园：甲央、仁钦、索朗旺堆、更堆、旺堆、旦增曲扎……西藏自己的考古工作者和陕西、四川、湖南等内地支援的同行一起，联合组队，奔赴乡野。

1985年6月30日，抵达古格王国遗址的考古人员正在卸车。车上左为梁宝成，右为张建林。受访者提供

刚毕业不久的张建林就是援藏青年学者中的一员。他记得，那时候一出去就是一整天，先到区政府食堂买上一兜子馒头，作为一天的干粮。一个组配一辆自行车，但是很多地方骑不了车只能靠步行，或是有路过的拖拉机，让老乡载自己一程。到了一地，先找对当地历史比较了解的老喇嘛等座谈，再找牧民询问：“放羊的时候见没见过上面刻着牦牛、山羊的石头”“见没见过这样的陶片”……

在最初的调查试点乃东县，经过几个月调查，张建林和小组成员编了一本乃东县文物志，这是西藏的第一本文物志。不过条件有限，他们自己刻蜡版，借油印机印刷出来。

乃东县的文物普查结束不久，张建林又接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另一个任务——调查古格故城遗址。古格王国曾拥有成熟、灿烂的文化，但它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彻底消失了，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逐渐被人们淡忘，很少有人能够到那里。城堡虽已成为废墟，佛堂、佛塔、碉楼依然挺立，满山的窑洞密如蜂巢、佛堂里的壁画艳丽如初，它甚至保留着遭到毁灭的现场，在一个洞穴里，还有数十具尚未完全风干的尸体。唯一不能够了解的，就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神秘的古格王国带来很多传说，后来的小说《鬼吹灯》系列中提到的“昆仑神宫”就被解读为取材自古格故城遗址。

1985年6月，张建林等13人组成的古格故城遗址考察队从拉萨出发，在路上颠簸辗转半个月，才终于站在了古格故城遗址的山脚下。出发前，张建林在拉萨翻阅了几乎能搜集到的所有古格王国资料，照片也看了很多遍，但当载着他们的解放牌大卡车从象泉河河床的鹅卵石中颠簸地爬上台地，古格故城所在的土山展现在面前，张建林还是被震撼到了，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

1985年夏，西藏扎囊县，陕西省援藏文物普查队何周德（左二）与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王福礼，右二）、山南地区（旦增，右一）、扎囊县（平措哲西，左一）的文物干部在发掘斯孔村古墓葬现场。 受访者提供

他们静静地看着眼前这座壮观的凋敝之城——阳光照在残垣断壁上，佛殿、城堡、洞窟历历可数。那时，张建林28岁，考古队的平均年龄也不到30岁，但他们是第一批对古格王国进行正式考古发掘和全面、系统调查的学者。

外界对于考古，最关注的当然是记载着历史故事的文物。小说《鬼吹灯》中曾有这样的情节，古格遗迹中，Shirley杨惊奇地发现，用葡萄牙文写成的圣经居然出现在此处的一件面具上。这段情节，就是源自真实的考古经历——清理古格故城洞窟遗址时，张建林发现一个棉布和纸张糊成的骷髅面具。这件面具是藏传佛教金刚法舞仪式中角色所使用的道具，而它的内面，却出现了葡萄牙文《圣经·创世纪》。不难猜到，藏传佛教和天主教，曾在古格王国有过一段交流史。

考察洞穴只是考古工作的一部分，考古调查组最先做的是测绘整个遗址的总平面图，不仅把所有现存的遗迹，包括殿堂、碉楼、道路等全部标注，还有地形和等高线。光测这张图就花了他们近20天时间，那时工具不像现在这样发达，还要使用经纬仪，每一个测点都要跑到，有些测点就在悬崖边，非常危险。在每一个窑洞、房屋、碉楼前，考古队成员都用粉笔把遗迹编号写在卵石或残土坯块上，放在醒目的位置，其中一些典型的遗迹还要绘制平剖面图。

“在内地的考古工作大都是针对埋藏地下的遗址、遗迹，对地面上现存的大型遗址如何进行调查，对这些遗迹遗物如何描述，必须有一套确实可行的方法。”张建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1985年对古格故城的调查，可以说探索出了在西藏进行古城堡遗址调查的范本。

从高空俯瞰古格王国遗址（2023年） 中新

根据这次考古研究成果而编写的考古报告《古格故城》于1991年正式出版，它和《昌都卡若》一起填补了西藏历史考古和史前考古的空白，第一次文物普查基本上勾勒出西藏文物遗迹类别、数量及分布的大体轮廓，更重要的是，一批西藏考古的基本力量形成，他们后来都活跃在西藏考古、调查和研究的一线。

“藏地密码”

1990年，曾在大学二年级时眼巴巴看着学长们进入青藏高原考古的霍巍终于等到了机会。那一年，西藏开始第二次全区文物普查，霍巍作为四川大学的青年教师踏上了向往已久的高原。

他和川大同事李永宪、藏族考古队员小尼玛加上一位司机，组成四人小组，被派往日喀则地区最南部的吉隆县。霍巍到今天都记得，翻越马拉山的时候，已经半夜，吉普车的一个车灯坏了，李永宪坐在引擎盖上，一只手举着手电筒代替车灯，另一手拿着地图给驾驶员指路，几乎是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状态下翻过了雪山。

到达吉隆县一个月后的一天，有当地的援藏干部来找霍巍：“你们不是四处找刻字的石头吗？山口有一块，那儿要修水渠了，你们快看看有价值没有，没有可炸啦。”霍巍和李永宪赶紧赶去，高耸的崖壁下，一通黑黢黢的摩崖石刻碑铭依山而立，因为有当地百姓视其为圣物，表面涂满厚厚一层酥油。霍巍等几个人就地烧起一锅开水，擦拭石碑，随着酥油融化，一行篆书的碑刻渐渐露了出来：“大唐天竺使出铭。”霍巍的心突地颤了一下：“难道是一块唐碑？”

队员们压抑住内心的激动，加紧了清洗，碑身的正文也清晰地显现：“维大唐显庆三年……大唐驭天下之……左骁卫长史王玄策……”霍巍瞪大双眼，这块碑比举世闻名的“唐蕃会盟碑”还早160多年，而碑文上有关王玄策的刻字，正是史料中记载寥寥无几、被史学界长期争议的一段传说。

据《旧唐书》记载，王玄策使团出使天竺的路上，遭到摩揭陀国叛将阿罗那顺的劫杀，只有王玄策侥幸逃脱。于是他持大唐符节向吐蕃和尼泊尔借兵数千，一路横扫天竺诸国，杀敌数万，抓获罪魁阿罗那顺。由于没有其他佐证，这段王玄策不费大唐一兵一卒、“一人灭一国”的传奇经历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直到石碑现身，石碑上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被发现，才补充了正史未载的使团组成及“蕃尼古道”路线细节，碑文经考释与《旧唐书》记载相印证，证明王玄策的事迹并非虚构。这位“虽有功却无名”的传奇人物，终于浮出了历史。

结束日喀则地区的文物普查之后，霍巍和李永宪又“转战”山南地区和阿里，足迹遍布大半个西藏。临近文物普查收尾时，霍巍感觉还有个遗憾，那就是西方学者说的“西藏没有石窟寺”。石窟寺是佛教最古老的建筑形式之一，随着僧侣东行的脚步传至中国。霍巍一直在想：“我们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发现了石窟寺，再往东去有敦煌，内地有云冈，为什么西藏除了分布广泛的摩崖龛像，没有发现带壁画彩塑的大型石窟寺呢？”当时，他所在的阿里正是佛教流行的区域，他开始有意识地四处寻找，逢人就问。

1992年6月的一个下午，霍巍、李永宪和藏族考古学者更堆结束调查，正要返回住地。路过一片草场时，一位牧羊的小姑娘想搭车，更堆知道霍巍在找石窟，就问牧羊女：“你放羊的时候，有没有见过有画的山洞？”女孩居然点了点头，几个人喜出望外，马上请女孩带路，来到一处断崖。

八九岁的小姑娘爬得飞快，几个考古队员互相拉着拽着，好不容易在陡峭的崖壁跟上她。爬到山顶，几近黄昏，一抹夕阳打在山顶密密麻麻的洞窟顶上，金碧辉煌。霍巍呆立在原地，当踏入其中一个较大的洞窟，他的眼泪几乎流了下来——满目丹青！中原的龙凤、波斯的双狮、克什米尔的神佛菩萨……洞窟壁画融合了多元艺术，青、蓝与绛红色彩强烈碰撞，共同勾勒出一个轻盈雅致又质朴浑厚的佛国世界。四壁之上，绘满了象征佛教宇宙观的曼荼罗，也许得益于天然矿物颜料，相当一部分壁画保存完好，历经千年依然色彩鲜明，宛如一幅缀满珍宝的巨大织锦。

这就是后来被誉为“高原敦煌”的皮央和东嘎石窟群，发现后在国内外引发轰动，它是西藏高原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处佛教石窟遗址，也是国内年代最晚的一处大规模石窟遗存。它的具体修建年代暂时无法确定，各类文献对其记载极少，但无论如何，中国佛教石窟发展链条上“缺失的一环”，终于补全了。

霍巍一直念念不忘带路的牧羊女，可是她已不知所踪。三年、五年、十年……此后每一次到阿里，他都多方打听，寻找小女孩的下落，但始终没有结果。后来，为考古队开车的藏族司机劝解的一番话让霍巍释然了，他说：“按照我们藏族人的说法，那女孩就是‘娜姆’，天女下凡！佛陀苦修时，有‘牧女献糜’，助他证悟得道。上天知道你们是来保护文物的，所以派‘牧女引路’。”

远古的回声

西藏博物馆的考古专家更堆今年80多岁了，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他是西藏本土第一批考古工作者。夏格旺堆和他在一个办公室里共事过很多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论是西藏的第一、第二次文物普查，还是昌都卡若遗址发掘、古格故城全面调查、发现皮央石窟群，更堆都参加了。他听更堆回忆过，在当年交通闭塞、通信极为不便的条件下，藏族学者和内地援藏的考古学者分工协作，藏族学者负责与当地百姓进行沟通，有发现后，大家一起发掘、调查，再由援藏学者回内地查阅资料，形成书面考古报告，大家携手获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80年代开始，前后历经十年的全区文物普查，为摸清全区文物资源家底，确定西藏全境文物类型的时空分布状况，提升文物保护工作的精准度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夏格旺堆说。因为一系列史前时代到历史时期的各类文物古迹被确认，极大地拓宽了学界对西藏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一手资料及研究视野。

2024年8月，拉萨尚嘎岗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视频截图

在一次次实地考察、发掘中，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西藏的专业考古梯队逐渐建立起来。夏格旺堆感慨：“西藏第一批从事考古的老先生，几乎全部身心都放在考古上。”早已退休多年的更堆，每天惦记的还是遗存、遗址，所以夏格旺堆才会在他的嘱托下去拉萨河上游寻找。读大学时，夏格旺堆曾与已故西藏考古学家索朗旺堆有过一段交情，他记得，索朗旺堆嘱咐他：“以后毕业了，要回来啊，回西藏干考古。”

有了前期奠定的考古成果和人才基础，1995年，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了重新调整，充实之后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以及直属单位布达拉宫管理处、西藏博物馆、西藏罗布林卡管理处等机构。2005年，以考古和文物保护为主业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成立。西藏文化遗产保护和文物考古都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007年至2011年，西藏开展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全区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4277处。“与前一次普查的不到2000个文物点位相比，翻了一番。”夏格旺堆说，而这一次文物普查，基本由西藏本土文物工作者独立完成——先由自治区文保所专家组织各地市文保人员进行两个月多的“普查试点”田野调查培训，再由他们回到地方上组建自己的普查队。距离西藏第一次文物普查过去了30余年，交通、通信已与当年有天壤之别，但夏格旺堆认为，还有一个原因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各地组建自己的队伍下去普查，语言无障碍，对自己家乡的资源更了解，老百姓对他们的感情也不一样，硬件软件上的优势，让这次普查到的文物点一下子增加一倍。”

接下来的10年，是西藏考古实现重大跨越的10年。一部青藏高原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形成，西藏考古学文化的演进脉络与青藏高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也已初步构建。

考古人员谭韵瑶（左）与靳英帅在梅龙达普一号洞穴发掘现场。记者 倪伟

粟、黍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农作物，起源于黄河流域，在昌都卡若遗址、玛不错遗址、昌果沟遗址都发现了它们的种子或是炭化遗存。夏格旺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概从距今5000年开始，北方的粟、黍就开始上到高原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见，整个高原地区，不是封闭的，更不是一座孤岛，而是与周边地区保持频繁的联络和交流。”他认为，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大概在3600—5000年前这个时间段，西藏融入了中华文明大文化圈，如果说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核心，那么西藏作为边陲也已经是其中的一分子。

曾有学者说，人类扩散到西藏高原上的时间，不超过1万年。而如今，已经至少有两处古遗址——位于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的尚嘎岗遗址和阿里地区革吉县的梅龙达普洞穴，它们的测年年代早于距今10万年，也就是说，10万年前人类已经踏上了高原腹地。而那曲市申扎县的尼阿底遗址是人类海拔最高的旧石器时代遗存，证明了人类在4万到3万年前的晚更新世，依赖高海拔内陆湖泊生态资源来维持生活和拓殖高原腹地；西部阿里夏达错遗址和噶尔县切热遗址，为今天的我们展示了全新世早期的狩猎采集者，利用高原内陆湖泊和河流谷地资源系统来适应高寒缺氧的环境，不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高原史前人类社会历史图景。

由于特殊的区位和自然条件，西藏高原上考古学用实物组成“证据链”，讲述的不仅是中国“文化基因”孕育出的高原故事，也是一首人类史诗。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教授霍巍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人类挑战生命极限、生存极限的无畏，最终战胜了极端条件下严酷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西藏高原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样本。

数十年光阴过去，越来越多的“证据链”互相连接了起来，而当年揣着一袋凉馒头就能在高原田野上跑一整天的小伙子们，却都已年近古稀，霍巍笑笑说，现在去一趟西藏回来，“缓过劲”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他们的学生已经加入西藏考古的主力军，可是他们自己也还放不下这块具有独特魅力的宝地。霍巍仍然在参与四川大学考古系在西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张建林更是每年都要进藏，今年6月，他还完成了一个年轻时的夙愿，把蕃尼古道从境内到境外“跑通一遍”。遗憾当然也有的，广阔的西藏还有太多地方值得探索，还有太多谜底等待揭开，可是他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那么，就留给后来者吧。

霍巍至今还记得1990年春天，他和李永宪即将进藏，俩人在成都一家苍蝇馆子点了两份肥美的粉蒸肉，算“壮行饭”。吃罢，霍巍对李永宪说：“走！”

（记者：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