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为何会作出如此判决、裁定？

记者了解到，法院认为当晚与被害人联系的手机、与抢劫杀人埋尸行为有关的重要证据缺失；沈红乘坐马某林的车进入和政县后去向无法确定；马某林如何获取沈红银行卡及交易密码原因不清。现有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闭合性证据链，没有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

判决作出后，甘肃省检察院在研究是否进一步提请最高检抗诉时，最高检第十一期西部巡讲团恰好到临夏州巡讲，巡讲团将案件情况带回了最高检。最高检高度重视，要求甘肃省检察院对该案进行复查。

2021年11月30日，甘肃省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对犯罪现场进行复核勘验。

甘肃省检察院重大犯罪检察部三级高级检察官夏纪红具体负责承办该案。经详细阅卷、梳理证据，她认为该案只要重点厘清两个问题，便能解决症结所在：一是案发当天沈红与尾号3287的手机号码联系频繁，且接到该电话后走出小区，该号码由谁使用？二是能否排除他人作案的合理怀疑？对此，甘肃省检察院将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和自行补充侦查相结合，不断补强证据。

生前最后接触者只有被告人

案件复查期间，办案检察官充分挖掘电子证据的价值，寻求检察技术人员的帮助。

对于尾号3287的手机号码究竟由谁使用的问题。虽然案发当晚与被害人联系的手机未能查获，但甘肃省检察院委托兰州市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害人和被告人使用的手机号码及随案移送的5部手机的数据进行恢复、分析后，鉴定意见显示，马某林曾使用两个手机号码与被害人进行专线联系，发送多条信息，其中就包括尾号3287的号码。被害人失踪当天的最后8条通话记录均是和马某林在通话，最后三次在当天22：03至22：05之间，此后被害人的手机号码再无通话记录，尾号3287的手机号码亦再无通话记录。也就是说，沈红生前最后联系人是马某林。

为确认马某林在案发期间是否和沈红在一起，甘肃省检察院调取案发时马某林、沈红多个手机号码的通信数据，并委托有关部门对涉案地点经纬度信息进行精准测量。

“通过分析经纬度测量数据、案发时段手机基站位置信息、原侦查机关提取的涉案手机数据，发现沈红使用的两个手机号码和马某林使用的手机号码基站信号，自2015年5月25日22时许处于并轨状态，并向和政县移动，先后于23时到24时在马某林家中停留约1小时，26日0时许至1时许在马某林家附近银行处停留约50分钟，26日1时至4时许在发现沈红尸体处停留约3小时。”兰州市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介绍道。

“该案虽然不是在封闭的空间进行，但被害人从2015年5月25日22时28分失踪，到凌晨5点马某林还给堂弟车时，车上已经出现血迹，26日深夜马某林开始取钱，整个过程连贯紧凑，结合该案其他证据和经验逻辑推断，沈红被害前唯一联系和接触者只有马某林，能够排除第三人作案可能。”夏纪红表示，2022年8月13日，甘肃省检察院提请最高检对该案提出抗诉。考虑到马某林涉嫌为谋财而杀人，建议将指控罪名变更为抢劫罪。

2023年5月30日，最高检办案检察官和甘肃省检察院办案检察官一起走访案发地。

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李豪细致阅卷审查后，前往甘肃召开有公安机关原现场勘查人员、审讯人员、法医以及省、州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等参加的座谈会，查看马某林作案路线，认真复核原案有关证据，特别是对技术性证据的审查与运用多次组织分析论证，并提讯马某林。

此外，针对马某林将被害人交给其丈夫王明的辩解，李豪又指导甘肃省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补充调取了王明手机号码信号轨迹，结合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在案发时间段，王明未出现在和政县，而是在其他地方，排除了王明作案的嫌疑。

2023年7月5日，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召开检察官联席会，与会检察官一致同意抗诉。

最高检抗诉后法院改判

2023年11月21日，最高检办案检察官和甘肃省检察院办案检察官一起提审马某林。

最高检检委会审议后，2023年12月18日，最高检向最高法依法提出抗诉。在17页的抗诉书中，最高检除列举上述新证据外，也针对原判决提出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回应。

▶关于作案工具、被害人手机等重要证据缺失的问题。马某林有犯罪前科，具有强烈的反侦查意识，案发前就使用沈红身份证办理了一个专用手机号码与沈红单线联系，还打电话举报沈红丈夫出轨，编造将沈红交给其丈夫的谎言试图嫁祸给他。该案在一个月后才侦破，其有足够的时间去毁灭作案工具，部分证据缺失可以理解。

▶关于马某林如何获得沈红银行卡及交易密码原因不清的问题。被害人多名亲属均证明，被害人生前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且马某林欠被害人20多万元货款，沈红不可能在马某林未偿还其欠款的情形下，主动将有数十万元存款的银行卡交给马某林并告知交易密码。此外，马某林取钱的时间、装扮也不符合常理。

▶关于沈红失踪后谁给被害人家属发送短信的问题。沈红家属证实，她没有发送短信的习惯，且发送短信后立即关机，不符合常理；沈红失踪后以其名义共发出了两条短信，内容均称去九寨沟游玩，但发送短信手机信号的地点从未离开马某林家附近。且在发送第二条短信前几天，马某林已将接沈红的车子归还给车主，后经公安机关勘查，还车时车内已有被害人沈红的血迹，可以排除沈红发信息的可能。

“该案中马某林虽是‘零口供’，但认定其为谋财而致沈红死亡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证据与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已经形成一个封闭的证据链。”李豪介绍，最高检抗诉后，最高法指令甘肃省高级法院对该案再审。

今年盛夏，在临夏州检察院内，记者见到了沈星。当听到案件马上要开庭再审时，他双手交叉到一起，神情有些激动：“这些年谈起我姐，我爸妈就止不住落泪。我们期待能有一份公正的判决。”

2024年8月6日，在埋尸现场，该案公诉人向记者讲述案件相关情况。

8月9日上午，马某林抢劫案在甘肃省高级法院再审开庭。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元明带队旁听庭审。法庭上，控辩双方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检察官详细阐述了指控的案件事实、案件证据及法律适用等问题。兰州市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人员作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12月13日，甘肃省高级法院对该案依法公开宣判，认为根据检察机关提交的新证据，结合原审在案证据，足以认定马某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劫取被害人的财物，并致其死亡的犯罪事实，其行为依法构成抢劫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

“该案的成功抗诉是上下级检察机关接续监督的结果。”元明告诉记者，刑事诉讼证明是一种回溯性司法证明活动，不可能完全复原犯罪活动的所有细节，尤其是像本案一样既无目击证人，被告人又“零口供”的疑难复杂案件更是如此。办理此类案件时，重罪检察办案人员要按照最高检党组提出的“三个善于”要求，抓住案件主要矛盾，充分运用检察技术辅助检察办案，通过综合审查全案证据，深入分析间接证据是否相互印证、是否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是否能够形成封闭证据链条，据此判断被告人是否为作案人。

十年过去，如今，沈红生前经营的鞭炮店已改换门面，成为一家杂货店。伴随着终审判决的到来，沈红亲属的生活也将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