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光大危机，中信泰富危机

解说：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在国家领导人的推动之下，中信集团和光大集团于1979年和1983年先后成立。敏感的西方商人很快便发现了它们的与众不同，并且称其为“清新的空气”。

有别于当时传统体制下的企业，中信和光大不仅是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两个窗口，更是引进外资和技术的“两大桥头堡”。

从1984年开始，孔丹先在光大任职了16年，随后又在中信工作了10年。而当回首这近三十年的工作经历的时候，孔丹最大的感触便是，世界上没有平坦的路。

吴小莉：当光大的信托出了问题以后，还是您去接手，而且您一看问题挺大的，25个亿。

孔丹：不止。开始是25个亿。

吴小莉：20到25个亿之间嘛。

孔丹：对对对。

吴小莉：这是您遇到的第一次，要处理这么大的一个危机。

孔丹：其实这个窟窿，在资金的方面是可以重组的。从亏损的角度，是不能重组的，重组只有一个办法，挣钱把它补上。

当时它最后形成140亿的负债，实际上要用盈利来补它的话，你那时候没有那个能力，所以呢，实际上它有超过百亿的损失。在当时的中国经济状态下，一个损失明亏潜亏加在一起，那账我都算完了，已经算的很清楚。我有一次跟我们的常振明董事长聊天，我说你看看咱们中国的金融，什么时候顺当过。一轮，终于学会了个信托，全国都是国际信托公司，作为融资窗口，照抄这个就来，结果不看中国政府那里头起的一些作用，和等等的原因，最后基本上全部赖帐了唯一的一家中信，坚持偿债，然后再来一轮银行，所有的银行捅了多大的窟窿，镕基总理的时候一万四千亿的不良资产剥离，后面所有的银行上市，要补充资本金，都是几千亿。关于这点，我们很自豪，我们是自费改革的。但是你又摔了跟头了。

好，我们又回来，打自己银行的基础，打了，成型了，也像个样子了，又来了，2008年金融危机，衍生产品，纷纷中招，不是一家两家。不过中信就正好撞到这个最重的一炮一枪上了。

解说：2008年，中信泰富澳元期货合约危机暴露，引起了香港资本市场的巨大震动。而中信集团的出手相救，使得中信泰富避免了雷曼兄弟的破产命运。

吴小莉：中信集团减持中信泰富的股票以后，很多人觉得中信泰富本身，已经成为一个荣家的一个半民营的一个机构。所以当时香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和看法，对于这个事情。您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您觉得中信在处理中信泰富的这次澳元的期货的问题，处理的如何？

孔丹：荣智健既承担了帮助中信来管理，有中信集团股份，有30%股份的中信泰富，又有他自己和管理层，加起来有20%这样股份这样一个企业。

应该说他取得了很多的成功，但是中招了，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无论对他个人，无论对中信集团，对国家都是这样的。

而他呢就凭他个人的力量，他应该是有心无力来解决。我们对这个形势当时做了反复的研究，提出了后来的这个方案，就是两个基本点，一个就是注资，注资15亿美元。最后投票的结果是99%以上，甚至于对这个程序都重新投票，就是你能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操作），那一天我不是中信泰富的董事会成员，我也在香港，等着这个最后的消息。两个99%，第二个99%就是，同意我们把整个交易的，就是三分之二左右交给中信集团，然后用一个价格，七毛钱美元一澳元的价格，由我们把它接过来。那它的前提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为了国家利益。

所以我们经过反复的研究，派了计划部去了解它的资产情况，派了财务部去了解它的财务状况，在下面四层的一个会议室，闭门会议开了一天，从早到晚，拿出这个方案，大家有没有不同意见，要不要救，怎么救，当然国家也是给予支持了。

吴小莉：这个是习近平主席？

孔丹：这个是他当时还是国家副主席，这是2009年，我们解决了中信泰富的问题。他也关心的。

吴小莉：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时的习近平副主席，就是管港澳事务的，然后中信泰富又在香港引起很大的反响。

孔丹：对。所以对这个他特别关心。

孔丹：说明你对我们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实际上这个泰富的问题的解决，就是一个是我们叫“人努力”，第二叫“领导好”，就我们有很好的领导，国务院当时主管金融的副总理是王岐山。负责香港事务的，当时港澳领导工作小组的组长是习近平副主席。还有最后就是“天帮忙”。

孔丹：这个天帮忙很有意思，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在每年的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之间，开了一次会议，由中央领导，把全国的各省市，也包括我们国企，找在一起，在大会堂、小礼堂，拿出了我们的一个方案，国家的方案，最后转变了经济的状态。所以当时澳洲的资源，像铁矿石之类的，价格已经都不行了，后来又上来了。就是中国需要，澳元也就开始转强，我们这个有很大风险的这次方案里面，就是这个地方，就转过来了。我们挣了五六亿美元，我们当时开会说，最坏我们能忍受到什么程度，就是中信集团从净利润160亿不要跌过一百亿，我说这是我们全中信员工的底线。但是能不能做到呢，我们就把账算了好多遍，觉得可能到，如果澳元跌到五毛钱，可能就有问题了。后来一些领导同志还说，你们这个七毛一了，七毛二了，那我说我们的命还不错。其实这个命还是中国，我们政府自己的，我们的能力表现出来了。所以转变了当时澳元和美元的汇率的情况。